本报记者 李云华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这是在接受采访时，张伟说的第一句话。过去的2007年，“自我定位”成了他最大的困惑。他所说的定位，是不知道应该把自己划归到城市人群的哪一类中，因为他无法保证自己能够享有《劳动合同法》带来的保障，随时有下岗的可能。

　　张伟，银川某建筑工地电工组组长，2000年因原企业改制，31岁的他买断工龄后受聘于一位老乡的建筑公司。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再加上老乡的关系，他当上了电工组组长，比起以前在国有企业工作时，工资涨了将近两倍，还脱离了原来吃苦受累的岗位，再加上每年年终老板都会发给他近万元的年终奖，张伟的日子过得比以前舒坦了很多，两年多时间，他就还清了买房时借亲戚们的钱。但对于将来，张伟依然觉得心里没有底。以前在国企，虽然挣得少，但单位缴纳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三险，让张伟没有后顾之忧。而自从离开了国企，三险就需要自己全额买单了。为此，张伟停掉了医疗和失业保险，仅仅如数缴纳了养老保险，只有这样，年终奖金在扣除养老保险以后才能多少有些剩余。

　　其实，让张伟觉得没有保障的并不是缴不起养老保险，而是类似他这样自谋职业者们无法拥有劳动保障的困惑。据他讲，虽然《劳动合同法》已经正式实施，但他却没有办法要求签订 《劳动合同》，一方面是老板对他不薄，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一旦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就会立刻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工地上的农民工都要签订合同才能干活，反而是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却签不上合同。农民工的工资拖欠了还有人管，我们呢？只能寄希望于老板的情分了。”谈起即将召开的 “两会”，张伟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