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摄

张贤亮13岁时与祖父、父亲的合影。

摄于1937年，日本还没有侵略南京的时候，襁褓中的张贤亮在母亲怀里。　

1957年，劳改前的张贤亮。

　　张贤亮，男，江苏盱眙县人，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高中肄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1955年至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任教。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遂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1979年9月获平反。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其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20余部小说散文，有9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获国家与宁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的称号。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公司，其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

　　那天天色昏暗，有风。至镇北堡，远远望见旗帜招展，驱车沿土路而上，墙体绵延古旧，有《大话西游》悠悠之音响起，仿佛时光逆流。至堡内百花堂，内有百部电影同时放映，令人眼花缭乱。“堡主”张贤亮坐在百年杨木椅上，上身橙黄夹克，下身藏青牛仔裤，看上去很“鲜亮”。这样一个“鲜亮”的文人，有着半世传奇和两座城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值得探究。

　　隔世之感的前半生

　　采访张贤亮先生时，记者曾问他是不是不愿意提当年往事？先生爽朗地笑着说“我愿意啊”。在他近期《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一文中，先生形容往事用了“隔世之感”这个词语。在他的不少著作中，人们都可以了解到那段“隔世之感”的历史。

　　关于移民来宁夏，在张贤亮的新作《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一书中，可见当年情景：1954年，18岁的张贤亮在北京读高中。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毕业前夕，学校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开除了。张贤亮曾这样回忆到：“那个时候宿舍总丢东西，抓不到小偷，老师动员我承认，承认了就可以毕业，我以为是捡了个便宜，承认第二天，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彼时张贤亮的父亲身陷囹圄，母亲靠给人编织毛衣维持生计，家道已经衰落。张贤亮离校后便去刻印社刻蜡纸，刻一张蜡纸五毛钱，刻印社提成三毛，自己有两毛钱的收入，每天一块钱，用以补贴家用。

　　北京开始建设“新北京”，“首先要把北京市里无业的、待业的、家庭成分有问题的、在旧中国体制内做过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来，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肃、青海和新疆。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迁移的对象。”1955年7月，响应国家号召，他带着母亲和妹妹踏上了火车，从北京乘火车先到包头，又转乘大卡车长途跋涉了3天，到达当时称为“甘肃省银川专区”贺兰县的一处黄河岸边的农村插队务农。贺兰县政府在那里为来自北京的支边青年建好了土坯房子，并且单独成立了一个乡的行政建制，名为“京星乡”，分为四个村，每个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前后有数千人来此乡居住。

　　1955年，张贤亮被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当时他认为家庭出身不再是求学求职的障碍了，于是用诗歌表达对 “新时代”来临的欢心，哪知1957年的一首《大风歌》刊发后，惹上祸端，张贤亮被列为“右派”，遂开始了他“恍如隔世”的20年牢狱之灾，其间的生活在他小说中尽有呈现，渐被世人熟知。

　　“那里的老员工对我都很好的，没有人把我当坏人。”回忆起在南梁农场劳作的往事，张贤亮简短地说。“当时的南梁农场属于军垦农场，在那里劳作的人员有来自浙江、北京、天津的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也不少，还有当地的农民、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等。”他笑谈在那段时间里，几乎学会了所有传统的农业劳作方式，比如插秧、播种、拖土坯、挖渠……以至于现在看见别人干活就觉得“不顺眼”，“典型的磨洋工，我们那时候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亦称自己健朗的身体得益于当年劳改时的磨练。

　　在废墟之上演绎商业传奇

　　作为知名作家，张贤亮风靡一时。1979年被平反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80年代初，我连续获得3个国家级小说奖，可以说轰动全国。我的读者遍布全世界，甚至斯洛文尼亚、菲律宾都有我的小说译本。这无疑提高了宁夏的知名度。”当年的辉煌让现在的张贤亮很是自豪。

　　不过，最让他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镇北堡影城，这个银川市第一个4A级旅游景区。

　　“国家旅游局组织专家考察全国旅游景点，他们来到镇北堡，给了这样一个评语：建设一个旅游景区，要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要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或者深厚的历史底蕴，可是镇北堡什么也没有，这在中国旅游界是一个奇迹。”这奇迹靠的是张贤亮的文化远见。

　　“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上世纪80年代，城市都在搞大拆大建，我用收废品的价收来大量明清时代的文物，然后运到我的影城。”张贤亮把文物拉来不是藏了起来，而是巧妙地展示出来。

　　“我用这些历史文物替换拍电影电视留下的场景。全国的影视城不少，可那都是水泥钢筋做的，没有人拍电影的时候一点意思也没有。而我们的影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它是真正的历史代替。”张贤亮说现在人们的审美已经变化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游客大都是冲着明星大腕来影城，现在是冲着文化和历史感来的。而他从不把影城标志成 “影视城”，“影城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不是为电影电视拍摄外景的基地，我想呈现的是前者，一个充满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将影城介绍给电影界。1981年，谢晋拍摄电影《牧马人》，影片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当时电影剧本被长春电影制片厂要走了，谢晋想要剧本，通过政府找到了我将剧本抢了回来。选择女主角时，他拿来二三十张中央戏剧学院女学生的照片让我挑选，后来我选了丛珊。因为谢晋没有来西部拍过电影，所以我建议他来银川拍，朱时茂和丛珊也来影城体验生活。当时牧马人住的马棚也是我提供的构思。改编我的小说，人家就给了我300元，改编《浪漫的黑炮》给了1000元。”提起当时的“收入”，张贤亮禁不住大笑起来。

　　谢晋走后，其他电影人鱼贯而至。如今镇北堡影城已被老中青电影界公认为“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提起这句话，张贤亮很有感触，“1992年影城筹备开业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准备好了，当时银川市还没有人能将大理石做成石牌，我委托了杜春宁老先生，他去了灵武，那里竟然有人会做，于是将这句话刻进了大理石。”张贤亮称这叫抢占文化至高点。第13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行，让镇北堡影城的名气更大了。“不过电影节的后续影响没有做大。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镇北堡影城作为宁夏唯一的当代人文景观，最成功的文化产业，政府应该大力推介，让它享受公共资源。”对此张贤亮颇感遗憾。

　　爱戴每个平凡的人

　　镇北堡影城的员工称张贤亮是一个仁慈的“堡主”。

　　2004年，一个员工死于交通事故，张贤亮按照城市人口的补偿标准给了8万元抚恤金。该员工的哥姐都已成家，他是老小，老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得知这个情况，张贤亮每月给老人600元的生活费，逢年过节还去慰问老人。“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就按照上面的要求对待我的员工了。”

　　听说倡导安乐死立法的李燕给自己的博客留了言，张贤亮急切地问“留了什么言？”当记者把李燕在今年3月6日留给他的话拿给他看时，由于字迹很小，张贤亮仔细地看了半天。最后他嘱托记者转告李燕，他的答复是：安乐死立法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中国不会首先给安乐死立法。不过他最想表达的是，他希望李燕只要有一口气，就要珍惜每一天，好好地活下去。他说那20多年自己被人当牛马，比瘫在床上更痛苦，“不光是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可是我没有自杀啊，我活过来了。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最后他让记者带给李燕一本书，《我的菩提树》，扉页上的留言是“李燕小友存念”。（倪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