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士杰老人的第104个生日时，她几十年前接生的孩子、著名画家曾杏绯的儿子、我区著名画家马建军代表所有她接生的孩子，深情地献上鲜花。

　　与同事在一起的程士杰。

　　马伟

　　本版图片由程士杰家人提供。

　　程士杰档案

　　1903年，程士杰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1927年，她从武汉普爱护士学校毕业后，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协和医院工作。1934年，她主动报名参加西北文化开发团来到宁夏，从此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于宁夏的现代卫生事业。

　　她创办了宁夏第一个护士训练班、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法接生的助产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程士杰先后在省医院、自治区医院、妇幼保健院、银川市市医院任职。“文革”中，她受到不公正待遇，一条腿落下残疾，但她依旧满腔热忱对待工作。她先后被推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妇联委员、自治区民革顾问。年过九旬后，她还尝试从自己的曾孙辈身上试验、积累幼儿科学养育经验，她耐心地给一名又一名来家的小保姆教识字、教写信，还出学费让她们业余时间去参加培训班，学会一门手艺。《宁夏日报》以“生命科学第一人”为题，整版报道了她的人生业绩；2006年1月，央视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以30分钟的专题报道节目，把这位可爱的老人的故事传遍世界。

　　2006年7月，程士杰老人脑部发生大面积血管栓塞住院治疗。9月8日上午10时15分，程士杰老人安详地离去，享年104岁。

　　她从医51载，用那双温暖的手究竟接生过多少个小生命，已无从计数；她从教6年，为宁夏培养了多少妇幼保健专业的学生，也无从计数了；宁夏许多一家两代人，都是由她接生降至人世的；她丈夫早逝，一个人负担起了一家11口人的生活重担，培养出了8个专家教授；有了产妇难产的消息，她用一双小脚一路小跑，惟恐慢了耽误大人孩子的性命……她在百年沧桑的岁月中，以顽强、乐观、豁达和智慧，展示生命的动人魅力。她，就是宁夏生育科学第一人——程士杰。

　　初来宁夏时的艰难　　　　　　　　

　　1934年，程士杰和“西北文化开发团”成员共16人，一路乘火车、汽车、马车、羊皮筏子、骆驼，水陆兼程，用了20多天，才从上海来到了宁夏。

　　从上海刚来宁夏时的情景，程士杰老人在她的文章《无愧无悔话一生》中记述得非常清楚：泥泞的土路、用土坯盖的低矮的民房、街道又窄又脏，到了晚上，一片漆黑。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个不起眼的小公馆(现银川一中)，在手术刀和爱克斯光机已广为人知的时代，医学的昌明在这里寻不到半点生机。

　　当时宁夏医疗卫生情况是这样的：所谓的医疗单位是南街有一处私人开的诊所，名为 “普济医院”。还有与此性质相同的华美医院，共4-5人。有几处挂牌中医及天主堂一两名女传教士兼行医术，还有两家私人开的中药房。

　　　不遗余力推行新法接生　　　　

　　那时的宁夏，妇女生孩子，普遍由“接生婆”接生，一遇难产，便将产妇的头发吊在房梁上，炕上铺上沙子……不管天气冷热，门窗紧闭，身裹棉衣，直致大汗淋漓。产妇的死亡率和婴儿破伤风的死亡率都很高。因此，程士杰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推广新法接生。

　　她在 《无愧无悔话一生》中说：“我们这批宁夏最早的现代医学文明的传播者，背起红十字药箱，步履匆匆，穿行街巷，挨家挨户登门造访，义务为人家出诊送药。但是几乎无人理会，先进的新法接生成了可怕的瘟疫，扫地出门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还得时刻提防看门的恶狗扑袭……”

　　在这种情况下，从上海一同来的同事们纷纷退却，陆续返回上海。程士杰却毅然留了下来。用一双小脚走遍宁夏的街巷村落，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产妇和婴儿的生命。

　　程士杰把新法接生的好处写出来，在诊所向老乡宣传。她的丈夫崔志远帮她把内容做成幻灯片，为老乡放映。程士杰打问到谁家快生孩子了，她们就背上药箱，上门免费提供服务。随着一个个难产产妇和婴儿在她手里起死回生，群众开始信任她，新法接生逐渐被接受。

　　　创办学校培养专业人员　　　　　　　　

　　1935年夏末，程士杰和她的同事们以教育及培养人才为本，推广新法接生。举办短期卫生、防疫、保健、新法接生及为期7至10天的新法接生员培训班，而后开办了“高级护士助产学校”（宁夏卫校的前身）。32岁的程士杰既担任学校教员又兼任妇科、儿科大夫，还担任宁夏省立医院护士长。

　　学校缺人缺钱缺教具，程士杰率学生到乱坟岗里捡死人的骨盆，做成教具给学生授课。她在宁夏学会了骑自行车。因为，在城市里，到地段去作保健工作，防疫注射，宣传或普查、走访，工作太忙了，逼得人小跑。

　　教书熬夜备课是常事，疑难病常常使她彻夜不眠。白天忙得不可能看只字片言，只有利用晚上翻书本，熬了多少个通宵她也说不清楚。

　　在宁夏的72个春秋，她步履匆忙而又幸福乐观地走过。她追问过，幸福是什么？她得出的答案是：学到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只求有“为”，不求有“位”。为解脱病人的疾苦，其乐无穷。

　　　　儿子眼中的母亲

　　“我的老母亲太不容易了！”记者在3月5日来到程士杰老人的二儿子崔凯家时，他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对母亲的回忆。

　　他说：“1934年，我的父亲崔志远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宁夏。他是宁夏第一代X光机机师。1955年，父亲得肝癌去世了。给我母亲留下了7个孩子，还有2个叔伯孩子和我奶奶。母亲一个人要养活11口人，其艰辛可想而知。”

　　“那时我们还在上学，母亲想尽办法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母亲除了每月能从所在的市医院领到小米以外，她通过搞商业的朋友做小生意赚点钱，她用业余时间帮这个朋友搞点家务和医疗保健；她还利用下班时间开了一个小门诊部。我母亲那时忙得一天睡不了几个钟头觉。尽管生活困难，7个孩子的上学，她从未耽误过。她的信念是：我是中专毕业，知识是欠缺的，我再苦再累，也要把这些孩子们培养成大学毕业。母亲的付出得到了回报，我们崔家的孩子，两个上了中专，6个大学本科毕业；3人成为教授，3人成为高工，两人成为艺术人才。”

　　崔凯说，母亲一生艰苦，可是在比自己更困难的人面前，她却豪不吝啬。穷人生病了她就上门服务，分文不取，她教家里一个又一个小保姆识字，给她们辅导功课，让子女为保姆找课本。她在家里的碗、筷子、杯子上写上字，每天定学习任务，直到小保姆能给家里写信。她还出钱让保姆学理发，教她自立。她说：女人要自强，没有文化和技术，女人就翻不了身。

　　“文革”期间，程士杰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特务”的帽子，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她被“发配”去洗刷瓶子、打扫卫生，因为劳累过度不慎跌倒，摔成了左腿股骨胫骨骨折，延误了治疗，造成了左腿残疾，后来走路一直靠拄拐杖。后来，程士杰被迁赶到了固原市隆德县。当时她的住处是在崖上挖的小窑洞，需要爬着进出。一天，下着蒙蒙雨，她挖山芋回来，发现社员都不见了，她一个人看到凄冷的黑屋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到了死。但她又一想：自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我的孩子们要受牵连啊。后来，崔凯的弟弟和妹妹雇了头毛驴悄悄把母亲从隆德接回了银川。

　　在崔凯的印象中，程士杰热爱生活，在生活上很讲究。以前给孩子们做饭都讲究荤素搭配，营养配比。过年时，家里买不起糖，她就买来糖萝卜，熬成糖稀，倒在案板上，等凝固成糖块，用刀切成小块，就成了水果糖，给每个孩子发一块。至今，那糖的香甜还令她的孩子们怀念。

　　　　学生眼中的老师

　　程士杰为宁夏培养了自治区成立后第一代妇幼保健专业的学生，她们日后都成了优秀的护理人才，足迹遍布宁夏山川大地，她们又教出了学生中的学生。3月5日，记者来到了程士杰老人曾经的学生张如兰、钟玉音、尚栋英家里，听她们亲切地称呼程老师为“程老太太”，她们当年与程老师相处的一幕幕再现在我们眼前——钟玉音：（宁夏护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程老师教我们妇产科及护理、助产等课程。她不但要代课，还要值门诊和病房。带领我们上门接生也是常事。程老师总是想法设法让我们快速掌握接生要领，每天的理论课后面紧跟着会安排一节实践课。那时，只要有人来找，程老师就会带着我们坐着宁夏卫生处唯一的一驾洋马车上门接生。产妇的生产过程有几个阶段，她从第一个产程开始教我们观察，每个产程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直到孩子出生后，大人孩子都安全，她又交代产妇应该注意的事项。

　　在生活中，程老师平易近人，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谁有困难她都会帮忙。但在工作中，她又是严肃的。有时，在观察产程时，到了第三产程婴儿露头了，助产人员却观察不够，程老师就会打人。看谁注意力不集中，或用小脚踢一下，或者在腿上拧一下，“但我们都乐意被她打，接生回来大家还开玩笑地问：你吃了揪疙瘩了？严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不假。”尚栋英：（宁夏卫生厅退休干部）

　　我印象最深的是，1952年，我们班的学习进入了临床实践阶段，程老师不但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如何认真地保护产妇的会阴，在实践中更是认真地教授方法，演示保护产妇会阴的方法，亲自用纱布或热毛巾为产妇敷局部。那时侯，严格禁止切割产妇会阴，一旦弄破会阴是当作差错事故，要在晨会上受到批评和处罚的，因此，每个助产人员都认真负责。张如兰：（宁夏卫生厅退休干部）

　　程老师在生活中幽默随和，讲课时也很生动、幽默。我记得她讲到小儿科常见病例时，会模仿小孩子各种病情下疼痛时的各种表情、表现，惟妙惟肖，让我们很直观地就记住了小儿科各种发病时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