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伟

    达国华，我区著名声乐教育专家。1985年，达国华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全国边陲优秀儿女奖章”；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时的先进个人；她两次当选宁夏政协委员，是宁夏第一届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面对荣誉和肯定，她却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她说，我很平凡，一辈子只是教学生。当年从大城市分到宁夏的声乐人才陆陆续续都走了，如今只剩下了她一人。她说，她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却收获到学生真挚的爱……

   记者来到达国华老师家时，碰巧她的一位学生放假了来看望她。达老师笑称：我最早的学生已经六十多岁了，这个学生是孙子辈的了，现在，我的学生们都比我有出息。

    达国华老师的一位学生回湖南应聘工作，他的老师听了他的试唱有些吃惊，问他：你真是在银川学的？从没有到外地进修过吗？唱的外国歌剧挺到位的。学生肯定地告诉他：我的老师达国华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位老师才相信了学生的话。达国华说：“教书就是要对学生负责任，我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成为音乐家，但至少能保证我给打过基础的学生，出去深造时，他的老师不会感到为难。”

    贺绿汀院长的关心

    1957年，达国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那时，贺绿汀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说起贺绿汀先生，大家并不陌生，《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牧童短笛》等，都出自他的手笔。

    在上学期间，达国华给贺绿汀院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只要在校园里碰上了，贺院长就会关心地问：“达国华，学得怎么样？”“贺院长写出了新作品，会让我来试唱。”达国华老师说。贺院长得知达国华要来支援宁夏，很支持她，“有一件事我永远难忘。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六，别的同学都走了，学校通知我不要回家，说晚上有演出。后来，贺院长带领我们几个同学带上演出服，告诉我们上台下台谁也不要说话。我们都感觉非常神秘，也很好奇。直到我第一个站在舞台上，往下一看才知道，台下竟然坐着周总理，顿时又兴奋又紧张。那天我唱的是《想娘亲》，唱完了，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回来后，贺院长告诉我说，我唱完后，总理问贺院长：‘这个学生个头这么高，上几年级了？你们的伙食怎么样？’”

    上世纪80年代，达国华带领学生到上海参加比赛。碰到了贺绿汀院长，达国华谈到了得到的各种荣誉，觉得受之有愧，贺院长鼓励她说：“你好好干，这有什么受之有愧的？”有一次，贺绿汀要为《人民音乐》写一篇元旦致辞，他写好后首先让别的学生送给达国华看看。

    初来宁夏的岁月

    毕业后，达国华被分配到上海广播乐团工作。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听到动员支援宁夏的消息，因为是回族，她满腔热情地报名，要求来到年轻的自治区参加建设。就这样，她来到了宁夏刚刚成立的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了一名音乐编辑兼播音员。很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也许没见过她的人，但一定听过她的声音。那时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是由达国华主持的。1961年，宁夏歌舞团要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借调达国华去唱黄河乐独唱。经过领导同意，达国华调到宁夏歌舞团。那时经常有演出任务，而达国华学的是声乐，被人称为“洋嗓子”，这套洋唱法却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观众接受不了，我也苦恼过，那我就尽量唱老百姓能接受的。用洋嗓子唱《翻身道情》、《社员都是向阳花》等民族歌曲，唱的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1969年，宁夏歌舞团重新整编，成立了银川市战斗歌舞团，达国华从此投身到教学工作中。教学、排练，都是她一个人。1980年，宁夏成立了宁夏艺术学校。达国华成了学校的一名声乐老师，一直到退休。

   “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浪费过时间，即使在‘文革’十年中，我仍然没有放松过业务。”达国华说，只要到上海探亲，她都要去一趟母校，到老师那里去听课，搜集一些声乐资料，老师们也常常为她开绿灯。回银川后，她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抄那些宝贵的音乐资料，抄完后再把原件寄回给上海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