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秋风先生的一篇大作《“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德》（6月13日南方新闻网），对文中的一些说法很不理解。

　　秋风先生在文章中，一上来就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似乎都有‘ 过劳死’现象”，好像“过劳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应该明白：一个时代和社会有没有个别“过劳死”是一回事，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普遍地感到“过劳”则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中国的改革，正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理由就是“大锅饭，养懒汉”。毫无疑问，在一个大规模地“养懒汉”的体制下，即便有个别的领导和劳模“过劳死”，却绝无可能出现普遍“过劳”的现象。这是眼下这个时代和社会所特有的现象。

　　秋风先生论证“‘过劳死’是一种美德”的核心论点是：“很多人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选择，他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却忽视了“自愿”“拼命工作背后的真实原因，对失业的巨大恐惧！

　　劳动人口的严重过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每个就业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随时准备顶替他。近日新闻报道：一些长期失业的大学生已经靠在“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了。（《广州日报》6月14日）而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人，到2005年就猛增到79万人。（《中国青年报》6月14日）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幸运”的就业者，如不久前猝死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女工甘红英，除了按老板的意志“拼命工作，连续加班”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他们的“过劳”有多少自愿的成分，有多少被迫的成分，不是一目了然吗？对他们来说，生命之花都已经凋谢了，还谈什么“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呢？

　　当然，仅仅是失业的威胁，也还不足以迫使他们如此“过劳”――如果《劳动法》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如果员工有足够的权利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话。但这两点也付之阙如，“过劳死”就几乎成了一种必然。

　　至于秋风先生在文中以陈逸飞和亿万富豪王均瑶的“过劳死”为例，来证明“过劳”可以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愿”，我倒是同意的，但这并不代表问题的实质。只有胡新宇、甘红英们的“过劳死”，以及大量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员工们，虽然未死，却普遍地处于“过劳”的状态，才能够真正说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本质。

　　社会出了问题，是严肃地分析原因，提出补救的办法，还是曲意掩饰，把不得已的被迫状态说成是一种值得弘扬的“美德”？在我看来，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具备基本良知的起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