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把抗震救灾当成是头等大事，我真是有点请愿无路。我给中央电视台从记者到台长很多人都发了很长很长的请战信，也和新闻中心的人说了，只要你们能带一个人去，就一定要把我带到灾区去。

　　作为学者，如果现在还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坐而论道，对我来讲是挺可耻的。我都没有底气去呼吁大家做什么。如果我人不在废墟上，不在瓦砾堆中，我没有资格去呼吁。

　　我和助理说，从19日开始，我要待命，我要随时准备去灾区。我后面所有的安排都放下。

　　我们很多时候考虑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想的是生命的富足、荣耀、光鲜、华美，但与生死的权限相比，原来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意外的苦难就像一个放大镜，它把生命中所有的脆弱、无助、悲凉都放大到极致，但同时，它也把人心的悲悯、爱、本初的善意放大到极致。

　　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文化就是我们心里在苦难来临时可以救赎的东西，如果它不能让我们在伤害、死亡面前感到生命还有尊严，那么，文化就只是个装饰品。

　　这场地震不只在汶川，也不只在四川省，这场地震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文明的坐标，审视我们有没有资本可以狂妄自大到蔑视自然，我们有没有强大到可以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也不用去帮助别人。大难来临时，就是以心换心，以命换命。有些人，一条命换了几条命。我们活下来的人，一颗心还能再换多少颗心？我们做不了以命换命的事，但我们还能做以心换心的事。这场大灾，整个中国都是灾区，每颗心都受伤。

　　尽管这个代价太大了点，但它却能完成一次凝聚。（据《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