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宋西事案引》云：“询士居海滨，於天下事懵如也，而独有恋巢顾卵之念。自奴酋狂逞，宇内鼎沸，闻之道路言日异而事日危。夫天下乱则无安国，一国乱则无安家……

　　“奴酋”是明朝官吏对其时兴起于中国东北的满族首领努尔哈赤的辱称。“奴酋”之称大量见于《明实录》，如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四月甲子：“旨据奏奴酋犯辽开铁地方，势甚危急。”同年四月壬戌：“自奴酋犯顺，十万土卒半润夷锋……”同年五月己酉：“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熹宗天启元年二月甲申：“自奴酋发难以来，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三韩而为苦不给也，……”同年二月乙丑：“……前正月间，有达子哈喇等四名持布匹前往努尔哈赤家贸易，闻奴酋欲于闰二月来克沈阳，……俟奴酋犯沈阳，煖免营达子从懿路劫奴酋寨。……”等等注10。

　　时当明朝末年，从嘉靖至天启年间，由于封，建掠夺的加强，党派纷争，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时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称汗前后，建筑城郭，创制文字；建立八旗军制，并在经济生产上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同时开始了对明朝的战争。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告天”，誓师伐明。次年，明、金两国在萨尔浒地方进行了一次大战，而以明军全军溃败告终。后金军队冲破明朝辽东边防，攻取铁岭，进入明朝边墙，进图辽沈。及熹宗新立，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金兵攻沈阳，降人内应，又破辽阳，于是，辽河以东大小七十余城悉为金兵所有，努尔-哈赤即迁都于辽阳。这时战局引起明廷大为震惊是可想而知的注11。迫于内忧外患，明朝面临灭亡的危机。所谓“奴酋狂逞，宇内鼎沸”正是当时明朝所面临形势的概括。

　　这时已归耕在家的祁尔光，眼见时势危艰，深有“恋巢顾卵”，国破家亡之忧。他久事明朝，对明忠心不贰，在这种情况下禾甘心于自己“藿食无谋”，故以著作表达对明王朝的忠心。大约在萨尔浒之战前后，他写了一首《闻警》诗：

医巫间下水东流，填尽枯骸剩作丘。
当局岂皆肉食鄙，旁观宁尽杞人忧。
既知残弈惟争劫，坐视危樯欲覆舟。
　　可是枢臣饶远策，故将镇静作良谋注12。

　　这首诗鲜明而又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之心，以及对权臣庸碌误国的愤懑。祁尔光对明王朝的忠心于此可见注13。

　　祁尔光毕生致力于搜辑古史，深谙历朝兴衰得失。他目睹明末努尔哈赤的兴起，似与北宋之初李元昊的兴起有共同之处。在他看来北宋酿成李元昊之势，似乎因为北宋朝廷对西夏的政策不当所造成。因此他借历史上宋与西夏故事，提醒明廷吸取经验教训，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所谓“试观前事，亦成败得失之林”，即借“西事”以言“东事”，这就是作者辑《宋西事案》一书的根本意图。从《宋西事案》一书的正文旁注和每节之后的作者案语中，就可以清楚看出作者这种苦心。

　　试单数例说明如下：

　　《宋西事案》卷之一，第一节《元昊西平之封》案语云：“夏虏无求于宋，而西平之封何其取轻于夷狄也。擅易年号，称于国中，僭端萌矣。宋之失着，于是焉始。”作者认为明道元年在李德明死后，宋朝遣使立德明子元昊为西平王之举，是“起手便失一着”(旁注)。第二节《华人张元吴昊之投叛》案语云：“人才苦不相远，顾用之何如，张吴能展其才略于西夏，而姚嗣宗不能竖尺寸于中国，岂中国独能困人哉。以古镜今，用人得失，亦略可见矣。”这是借宋事批评明廷用非其人。第三节《唃厮啰河湟之战》案语云：“驾驭元昊只此一着，以夷攻夷……”本书后面各节案语也多次提到“以夷攻夷”之策。当时明廷亦有人提出利用蒙古抵御女真，即所谓“西夷制东夷”，可见作者是赞成这种政策的。第四节《元昊分卫统兵规制》案语认为元昊兵力布置“自是不凡”，“并兵一路”，此黠虏相传秘密，而中国徒解分兵之事，安得不败？”第十八节《范仲淹防御延州事宜》案语认为范仲淹“移兵就食，尤为可法”，范所施行的“实艺”“可为后世练习之法”。第二十节《种世衡城青涧并知环州始末》案语赞扬种世衡抚生羌之法，说“如此抚夷异类，安得不归心向化”；对于范仲淹荐贤，他认为：“如此恳切，安得边事不举”。作者在序言和三十四节《夏竦陈执中之罢》中两次提到张方平参夏竦之言：“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则残伤”，其案语云：“每阅至此，令人欲涕。”第四十四节《元昊之败契丹》案语云：“夏人之善用兵也，不独于制胜，亦且巧于处败，每退必赭其地，此是困虏一法。”卷一最后一节，第四十五节《元昊之死》案语云：“北宋处置西事之失，其最大者在元昊未请而西平之封，以见轻戎狄。元昊既死，而谅祚之册，以坐失事机。夫古之所谓柔远者，以其为不侵不叛之臣耳。未有处置我人民，焚荡我边疆，震惊我宗社，而尚以煦煦之恩存立其遗孽者，即三劲将分治国政，未必遽尔复巢破卵，然而一番除凶雪耻，亦足少酬百余年饮泣洒血之愤。”元昊死后，有人主张趁谅祚幼弱、母族专国之机，以图其国。当时陕西安抚使程琳发表了所谓“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的迂腐议论，作者对此十分愤慨，案语云：“读之敛卷太息”。以上所举显然可见作者意在借古鉴今，针砭时弊。

　　同样，《宋西事案》卷之二每节所录奏疏之后也都有作者案语。凡可资借鉴者，虽其内容已离开本书论题，亦录而论之。如卷二第十七节之后附录云：“以下四议，非元昊时事，而深得制驭防捍之方，故附录于此。”第十八节《张齐贤论陕西事宜疏》后案语云：“继迁以吞并未盛之虏，当宋朝未忘兵戈之时，举朝精神毕注于此，不难措手。而此着既失，遂至养成德明、元昊之势，悔之何及!”第二十节《王韶上制服河湟疏》案语云：“王韶此疏，制服河湟，招抚西蕃，大有联络驾驭之妙，离之所以弱其势，合之所以齐其力，二语可谓善于用夷者矣……此疏非元昊时事，取其说之可以困虏振边也，特录附于后。”卷二最后一节即第二十一节《苏轼增修弓箭社条约疏》案语云：“苏文忠公此疏在元祐间，去元昊叛命时已易两朝，而庞籍弓箭社之议，尚足为地方一大保障，修举边事，岂在议出于已乃为得哉。此社法至今当行，将录於此。”总之，从全书的内容和案语看来，作者辑录《宋西事案》一书的目的，显然是通过议论宋对西夏“驭夷”之策的成败得失，促请明王朝吸取历史经验对付新兴的努尔哈赤后金汗国，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
   
　　正因为如此，清朝才把祁承媒的著作列入禁毁书，特别是对乾隆皇帝来说，《宋西事案》的?序言把他的祖宗努尔哈赤“奉天承运”的开国大业说成是“奴酋狂逞尸”，当然是“狂悖主语”，理应列入禁书而销毁之。
   
　　三、《宋酉事案》十书的史料来潦及其传本
     
　　《宋西事案》序言《辑宋西事案引》云：“士故起明道，终庆历十五六年间，凡乃-制御西夏者，采之正史，合以传记，附以奏议，而总识之曰宋西事案’。”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宋西事案》取材于宋代史籍的“正史”，及其有关的记传、奏议。
   
　　《宋西事案》卷●，共四十五节，卷二共二十一节。全书除卷二

　　最后四节外，均叙述北宋仁宗一朝(起明道终庆历)与西夏第一代皇帝李元荚兴亡有关—事。卷?二后四节虽主非元昊时事”，但因其“深得制驭防捍之方”故附舟录之。全书体例，卷一按节分题辑诸史、纪一事之本末。卷二节录或全录当时诸臣名将有关西夏的奏疏，正文个旁注咸穿插案语，表明作者对某一事件或人物韵评议，说明作者著书的宗旨。
   
　　关于本书卷一的史料来源，据查对多系全录自宋到明代中叶妁各种有关史籍。以卷一、第一节《元昊西平之封》为例，-正文全录自明人陈。邦瞻所撰《宋史纪事本末》一书。本节从“仁宗天圣六年五月”起，至“改明道为显道，称於国中”一段，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开首一、二两段(第251页。以下页数均见《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标点本页数)。本节从“先是王硬使河北”至“酸始叹玮之明识”，录自同书同卷康定元年三月戊寅下之一段(第257页)。本节正文之后文，从“夏虏无求於宋”至“然终不及一处法何耶”，则为作者对本节正文所加的案语。在  《宋西事案》中，凡作者案语俱降两格以示区别。
   
　　在《宋西事案》卷一中，全节照录《宋史纪事本末》一书的，除第一节《元昊西平之封》外，还有：第六节《议闲元昊唁爵》(笫253页)，第十节《韩琦范仲淹知永并军》(第257页)，第十二节《吴育通西域之议》(第254至255页)，第十三节《狄青保安之捷》(第255页)，第十七节《张方平平戎十策》(第258)，第二十五节《韩范攻守之议》(第260至261、页)，第三十一节《范仲淹答书之议》(第263页)，第三十二节《张亢筑建宁等堡》(第263至264页)，第三十三节《军兴用度之议》(第205页)，第三十四节《夏竦陈执中之罢》(第264页)，第三十五节《分秦凤径原等四路经略》(第264至268页)，第四十节《葛怀敏之溃》(第265至266页)，第四十一节《吴育议谕元昊以谢契丹》(第268至26g页)，第四十三节《夏人归石元孙》(第270至271页)；第四十四节、《元荚之败契丹》(第154页)，第四十五节《元昊之亡》(第271页)。节目中的内容部分录自《宋史纪事本末》的有：第二节《华人张元吴昊之投叛》(第251至252页)，第四节《元昊分卫统兵规制》(第252页)，第五节《元昊僭帝始末》(第252至253页)，第七节《刘平石元孙之败》(第255至256页)，第十八节《范仲淹防御延州事宜》(第258至259页)，第二十节《种世衡城清涧并知环州始末》(第259、269页)。以上录自《宋史纪事本末》的合计有二十三节，从节目与篇幅上都占了本卷的一半以上。此外，本卷各节还取材于宋人司马光《涑水讫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洪迈《容斋三笔》，元脱脱等撰的《宋史》等书，亦采取节录原文。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本文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列出《宋西事案》录自《宋史纪事本末》的具体章节，除说明其史料来源夕卜，也为证实《宋西事案》的成  书年代。按《宋史纪事本末》一O九卷，作者陈邦瞻(1572—1620)，字德远，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所撰《宋史纪事本末》是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后，用纪事本末体裁记述宋代(960—1279)三百余年历史的书。此书初刻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祁尔光其时四十二岁，所以当他在五十八岁撰辑《宋西事案》一书时，无疑是看到并利用了《宋史纪事本末》。从这一点上可以确实无疑地证实(宋西事案》的咸书年代。

　　（此文出自《宋西事案?校证》，作者杨志高。该书2004年12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胡若飞摘 责编 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