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思想是什么关系？当两者日益成为一个合成词，比如“学术思想”，并同时又成为学界习用的称谓时，我想，是应该强调一下它们的不同了。

　　这个不同，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李泽厚先生对90年代的知识界曾表述过这样的看法：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在客观上已经把学术与思想分作两途。王元化先生许是感觉到了这种分离状况的非理想，提出了一个主张：学术思想化，思想学术化。尽管王元化先生希望两者能“化”到一起，水乳交融；但在未化之前，似乎水是水、乳是乳，思想是思想，学术是学术。

　　的确，在初始意义上，思想与学术是两样东西，并非一物。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学术可以是一种职业，思想则不是。所谓学术就是吃知识饭，马克斯·韦伯临终前有两个著名的讲演，第一个“以学术为业”，这个“业”就是可以吃饭的职业。所以讲演一开头就从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谈学术与生计的关系。那么一个人是否可以以思想为业呢？一般不可以。思想只管脑袋不管胃（不但管不了胃，有时还会妨碍之）。申言之，现代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大都按照术业专攻形成相应的系别（以满足不同兴趣的人以后捧上不同的饭碗），如文学系、哲学系、史学系……，但听说过思想系吗？当然，大学里可以开设思想史或××思想研究之类的课程并成立相应的机构，如英国的伊赛亚·伯林吃的就是这碗饭，他是牛津著名的思想史方面的教授但不是什么思想教授，思想也无以教授。两者不同在于，思想史是把思想作为一个学术对象来研究，它本身属于可以当饭吃的学术而不属于吃不上饭的思想。因此，学术与思想的一个外在区别，如果从大学建制来看，我以为是学术有系，思想无系。

　　系者，系统也。学术分系，是要求一个人系统地掌握他所研究的这门学科的知识，哲学系便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知识层面上的系统化，它注重的是知识自身的演化和秩序，并且要遵守一定的规范。比如90年代学术凸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界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思想呢？思想无系也许首先就在于思想不需要什么系统，也没有什么规范。一句话便足以是一个思想，就像学术很难是一句话一样。并且思想是个动词，具有当下性，不像作为名词的学术，在时间上已然是一个后于思想的知识对象物了。因此，即时性的思想并不需要学术上的演进和秩序，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突发的、跳跃的、单刀直入的、游蛇见首不见尾的呢。当学术必然遵守循序渐进、孤证不证、文有出处等一系列形式规范时，思想更多像决堤之水，不择地而流，且随物赋形。因此，学术有“系”，在其规范意义上其实就是《说文》里的“约束”之意。系统即约束，不约束无以成系统。可以想象取消知识边界后的各门学科会是什么样的吗？当然，学科的互化与融合是另一层面的话题。但思想是无所束约和规范的，一旦有之，即使是学术意义上的，思想也告窒息。

　　如果再行比较一下“学”与“思”在造字上的不同，或许更能看出两者的区别。繁体“学”字构体为三，上部为两手持“爻”（即八卦）状，中部的宝盖即家，下面的子指孩子。合而谓之，“学”的古义是孩子在家识八卦。那么，“思”呢，这是个上下合体的会意字。上面的“田”是“囟”即脑门的象形，与下面的心会意，“思”即心脑之运作。造字之异显示了两者重心不同。学是有外在对象的，如“爻”，其任务就在于识得它，因此它用力于外。思则不然，它是人在对象缺省状态下的考虑，其用力侧重于内。当然，侧重于内并非不要对象，只是不以对象为务。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学术是一种有关外在对象的知识，思想乃出于主体个人所形成的识见？根据这一分殊，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即你的研究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对象，它可以是一个人（如康德）、一本书（如《存在与时间》）、一个学派（如“法兰克福”）、一种现象或思潮（如“后现代”），你就它们写出了论文，达到一定水平，便能获得发表。但你假如不以它们为依凭对象，或者把它们作为泛对象来言说自己，抑或干脆如蒙田“我所研究的就是我自己”；那么，对不起，你的文章恐怕就不易在学术刊物上发出，至少你的文章在学科分类上就麻烦。其实这类文字的非学术性是因为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是自己而非对象，或者说对象只是个借体。因此，学术与思想的分野，如果就主客对待之不同（学术研究更多融己于他，思想运作更多融他为己），那么我就有理由认为：“我注六经”是道问学，“六经注我”是尊思想。

　　现在，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把思想与学术视为两途，难道学术就不要思想、也没有思想了吗？非也。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两者应当是合一的。那么，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不。为什么？如题，学术非思想。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学术当然要思想，也有思想，但那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专业思想，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外在于任何专业的思想。所以，在本题语境里，学术思想非思想。是否可以示例？可以。比如，当年水木清华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各自在国学、文学、史学、语言学领域内，哪一个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但你能因此而称他们为思想家吗？反过来的例子是鲁迅，就以上四个领域而言，鲁迅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分别不如他们，但谁又能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如果把学术思想和思想等同，那么，爱因斯坦因为他的相对论也可号称思想家了。但，如果他被人称为思想家，却肯定不是因为相对论。

　　既然学术非思想，那么，人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到底又是什么？这里的计较是，学术及其思想如果是一种“知识关怀”的话；那么，通常意义上的思想主要是出于“社会关怀”。相应地，学术及其思想乃是对学术本身或学术对象发言，思想不同，它的发言对象则是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文化、宗教等，或者说思想是对它们所形成的具有穿透力的识见。鲁迅是一个思想家，正是因为他在上述有关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独辟的见解。比如历史，又有谁能够像鲁迅那样把一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仅仅读为两种时代的交替，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比较一下与鲁迅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吧，“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古史辨”思想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但，蕴含在这两种思想背后的文化关怀能是相同的吗？顾颉刚是从史料层面切入中国历史，他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目的在于弄清中国历史的真相，这无疑是一种知识关怀。鲁迅关心的显然不是知识，他关心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思想具有当下性一样，社会关怀也永远是当下的。尽管思想的触须可以伸至空间与时间上的无限远，果如它能够的话；但它瞄准的却是当下的社会与人生，是对当下社会人生的发言与启示。就刚才的鲁迅思想言，问题显然更在于，我们今天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因此，什么是思想，什么是学术（思想），在鲁迅和顾颉刚那里分解得清清楚楚。

　　或曰：既然思想出于社会关怀，但社会科学关注的本来就是分类意义上的各种社会现实，那么是否可以说，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有关对象的见解就不仅是知识，同时也是思想呢，比如，政治哲学中对民主的看法。我的解释，它们依然不是一回事。学术、学术，学得有“术”，作为经验形态的社会科学，这个“术”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所恪守的一个原则，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来表示，即“价值无涉”。思想呢，思想非但无术（并非不学），而且，在其倾向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而必然是价值分明的。即以刚才的民主为例，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所谈论的内容显然就不属学术而是思想，其价值倾向甚至在题目上就一览无余。但如果是转至学术层面上谈民主，按照韦伯，就应当尽可能去做到“价值无涉”了。也就是说，应当尽可能具体地研究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作方式，包括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所能产生的结果，并且还要将它与非民主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总之，一切都是技术的。技术地分析各种可能性，而并不在各种可能之间寓其褒贬，这就是所谓的“价值无涉”。因此，价值无涉，还是价值分明，也就形成了学术（思想）和思想这两者互动的不同区间。当然，“价值无涉”不能绝对化也难以绝对化，因为更多的人习惯于把学术问题和思想倾向融到一起。于是，学术和思想互相靠拢了，与此同时也带来因错综而产生的某种不便。比如前段时间有关经济学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争执，其所以说不到一起，就隐含了说话者是学术维度还是价值维度的分歧。这个问题假如放在我这里，我想我会这样权宜：经济学是不道德的，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但出于某种社会选择的经济思想则肯定是道德的，且不管是什么道德。

　　以上的陈述大致表明了我对“学术非思想”的看法，下面说说标题的另一半“思想泛学术”。王元化先生提倡“思想学术化”，我有一个看法，一旦“思想学术化”，即化为学术，那么，思想则不复为思想，而是学术了。因此，思想、还是学术？虽然不是什么哈姆莱特式的生死抉择，倒也的确是一种选择。果如我个人愿意保持思想原来形状的话，那么，我的选择可能就不是学术化，而是泛学术。

　　思想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我上面是以鲁迅为例，属于这一谱系的，大致有法国的蒙田，德国的尼采，美国的爱默生，俄罗斯的赫尔岑等，他们大抵可称为文人思想家，是不把思想往学术上做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相反，他们有意识地把思想做成了学问，并形成相应的思辨体系，从而使自己成为思想家族中的哲学家类型。这一点，在以善于思辨而著称的德意志民族尤为突出，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是一流的显例（大致说来，德意志思想家以思辨型见多，而法兰西思想家以文人型不寡）。两种类型的思想家本无也不应有地位上的高下，若有，那也在于思想家本人对问题思考的力度与深度，而不在于他采用了什么形式，比如文的还是哲的、体系的还是碎片的。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思想的学术化或泛学术其实也就是思想的形式化选择。选择固然是自由的，但，不同的选择却会形成思想和学术的不同分流。

　　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是哲学家、还是思想家？果如我这样问自己，那么，我的第一感觉，恐怕以前者居多。原因即在于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最终变成了一个自洽的、圆融的、也是概念林立的学术体系。尤其黑格尔，“绝对观念”是他的思想核心，围绕它所外化的三部曲，运演周密，体大虑精。但这个体系完全是学术上“做”的结果。做当然是头尾俱全、逻辑贯通的功夫，虽然黑格尔不难于在形式上做得功德圆满，问题是，思想不是圆的，做圆了反而会失去思想本有的锐角。因此黑格尔的理念论最终成了一个学术研究对象而非思想启示的对象。这一点不知是否可以部分地说明海德格尔为什么后来放弃《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而直接以无学术遮蔽的方式亦即以诗的方式敞开自己的“思”。比较一下翻阅《存在与时间》与《林中路》的感觉吧，读前者是问学，读后者则像是在倾听。和黑格尔相比，海德格尔是不是更像一个思想家，同时也更接近思想的天性呢。

　　思想泛学术不是不要学术，而是不要使思想化为学术。不要学术，一个村头老叟也能根据经验冒出一两句睿智的思想，但人们并不以思想视之，原因就在于他的经验形态尚缺乏相应的知识内蕴和背景。而泛学术不脱离的就是这个背景和内蕴，并且也不企图超越之。也就是说，以知识为其内蕴的思想，尽管具有一定的学术意味，但却不刻意往学术上做。这种比较可以在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伯林和哈耶克那里展开，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是泛学术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则是学术化的。就哈著而言，它与其是自由主义本身在思想上的发微，毋宁是一本有关自由主义论证的学术大著。而思想学术化，很大一部分功夫就是花在对思想的学术阐明上。思想原本是一个锐角的点，但论证的展开使它扩展为一个面。其利弊在于，思想因其学术化可以显得细密而周备，但它由一个点变成了面，本身力量也就相对地稀释了。因此，思想之为思想，也许并不需要在学术上深文周纳，而保持泛学术，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度”。泛者，浮也。思想之舟以学术之水为依托，它浮于水上，却不吃入水中。因为思想作为当下跃动着的精神生命，有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最适合它的状态往往是思无定质、言无定形、文无定体。

　　进而言，思想既出于社会关怀，它面对社会发言，其倾听者就是整个社会，功能也在于对社会有所发挥。如果一味转向学术，思想变成了知识，它便从社会退踞学院，成了学人讨研的对象。当年作为西马劲旅的“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以批判为务的思想流派，六十年代欧美学生运动和它（主要是马尔库塞的思想）有不解之缘。可是这个流派在今天发生了某种转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它越来越学院化了。哈氏的“交往理性”讨论的是社会问题，完成的是学院作业，因而它是一本供学者们在案头作专门研究的书，其影响力是不太容易穿透学院的围墙而成为一种渗透到时代和社会中去的精神氛围（当然，所谓社会影响往往有时效性，而学院的影响则更久远）。

　　如果再行比较一下学术转型前后的法兰克福（前者的社会批判和后者的交往理论），在学术与思想的分野上，我似乎倾向于一种哪怕是很个人的看法：思想的本质在批不在立。也就是说，思想的任务就是说破一种被遮蔽的真相。而形成此种遮蔽的往往是长期的积习、历史的惯性、流行的见解、社会主流的趋同或体制的威权。这就要求思想家敢于以挑战这一切的姿态把他所认为的真实说出来。学术转型前的法兰克福是这样，鲁迅是这样，鲁迅思想资源中的尼采也是这样。因而后两者之作为思想家，我以为，比蒙田、帕思卡这类温和睿智而又不乏深邃的思想家显然更具思想本有的锋芒。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个力倡“价值无涉”的学者，当论及思想家的责任时，也认为一个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就是对盛行的观念哪怕是倾人的观念，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并且必要时“反潮流而动”。因此，当思想对思想本身和思想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相应的要求时，这些要求对学术来说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也就存在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最后，把话说回来，学术与思想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纯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其可能性不止一途。你想它们成为什么关系，它们就可以是什么关系。不同的人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不同的关系模型。当然，每一种模型都是一种选择。而我所以选择它们的不同作文章，实乃出于我个人对既是学术主体又是思想主体的“知识分子”这种身份的体认，本来应该诉诸文字的，用以支持我上面的分析。但这样一来，几乎又是一篇文章了，只好暂付阙如。

     转自博客：精神的波希米亚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54/archives/2007/115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