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中国人，对“四化”特别熟悉，比如说中国的“四化”，意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干部的“四化”，则是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对于党项民族的“四化”，知道的人不一定很多。

　　关于党项民族的“四化”这一概念，指的是西夏国灭亡后党项人的去向，即汉化、藏化、蒙化、回化。党项人的“四化”，有它的无奈，也有它的神奇。

　　西夏国灭亡之后，特别是近现代，人们开始关注与研究西夏历史时，却发现，作为西夏国主体民族的党项族，却从总体上不见了，不是人间蒸发，却是历史的湮灭。

　　一个国家灭亡了，其民族也不复存在了，似乎悲惨得不能再悲惨了。这是一个需要商讨的问题。

　　西夏灭亡后，党项族一部分留在西夏故地，包括今宁夏全境、甘肃的河西走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青海的湟水流域，陕西的米脂、横山地区等等。

　　另一部分党项人以入朝为官与随军南下的方式，移居于内地。在今河北地区、四川地区、云南地区、江浙地区等均能寻觅到证据。

　　还有一部分党项人，移居青藏高原。

　　在“四化”中，党项民族汉化的应当说最多。这是因为汉民族居住的地域，历史悠久，文化的渗透力较强。据专家考证明，党项民族的汉化从唐代就开始了。西夏立国近200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帝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东属，行中国法令”，汉文化的影响力极大。这是其亡国后与汉族迅速融合的重要的历史因素与文化因素。在汉化方面，其表现就是姓氏、语言、通婚、风俗、文化等方面全方位的汉化。

　　移居青藏高原的党项人，逐渐藏化。唐朝初年，有一部分党项人因“地乃入吐蕃”，所以“其处者皆知为吐蕃役属”，融入吐蕃。西夏灭亡后，移居藏区的党项人，在风俗习惯、生存生产方式、民族认同感方面，逐渐向藏族靠拢，并最终藏化。

　　同样之理，移居蒙古族地区者蒙化，移居维吾尔等“回”（包括中亚各族）族地区者，“回化”，即皈依了伊斯兰教。

　　党项民族的“四化”，真的是其不幸吗？我不这么看。党项族从它诞生，到逐步发展壮大，并且在强国的缝隙中膨胀，建立了西夏国，与中原斗，与辽、金斗，与蒙古人斗，轰轰烈烈地将国旗打了近200年。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党项民族以其尚武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林中立得叱咤风云，英勇顽强，豪气四溢。而当他们被蒙古人灭国后，又很会保护自己，通过“四化”，融进了他们所能接触，并共同生活的其他民族之中。他们没有顽强地保留民族，没有悲悲切切、戚戚惨惨，没有萦怀于报仇复国。没有做“小楼昨夜又春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思，也没有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我河山”般的口号，而是汹涌地来，潇洒地走了。而且走得干干净净，以至于要找他们的踪迹，还得借助于查证与考据。

　　西夏没有留下喋喋不休说“我们先前也阔过”的遗民、后代。党项人不得那种软骨病。党项人是团谜，一个古老的凄美的让人起敬的谜。

　　消亡不是死亡，“四化”便是永生。我的诞生，我的存在，我的去向，我的消亡，我的历史，等等等等都得别人去研究，而我，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切都不计较，一切都不重要了。这就是党项人。真的很佩服党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