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网上悄然流行：但凡涉及地域文化的文艺作品，总会被扣以“丑化XX形象”的大帽子。赵本山、刘震云、王海均榜上有名，新一代编剧赵赵、六六也成为众矢之的。“丑化论”、“地域论”之说被无形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那么，到底是创作者将人物妖魔化，还是观众的神经过于敏感，有些小题大做呢？

　　谁受不了赵本山？

　　在央视春晚连庄10年一直被奉为小品大师的赵本山，终于在第十个年头遭遇滑铁卢，尽管其春晚小品《火炬手》毫无悬念地蝉联小品王，但赵本山的小品却第一次成为媒体、专家和网民集体炮轰的对象。除去批评“《火炬手》不够尊重奥运会”外，更多的质疑在于 “赵本山塑造的人物离今天的农民形象差距越来越大”，更有言辞激烈者，认为赵本山的小品是对当今农民形象的丑化和侮辱。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近日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批评赵本山，大意是，从艺术塑造上说，赵本山的表演可笑但做不到可爱了。当年赵本山具有引领作用，其作品都具备较深刻的人文内涵。但之后的作品，包括《卖拐》在内，观众看到的是农民爱编瞎话，制造伪劣产品，这很可悲。大家乐完之后，品不出其中真正涵义。可以这么说，本山已经离生活越来越远，离农民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应该说，专家的批评还算客气，基本上是点到为止，但苛刻的观众才不管你是谁，心理承受力有多大。一些观众认为，与前两次春晚相比，赵本山、宋丹丹饰演的黑土和白云没有丝毫的进步，依然那么拘束无知，更有甚者，黑土在“火炬手”选拔获胜后发表感言时的表现，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紧张狼狈、语无伦次不说，竟然连简单的语言表达常识都没有。一位名为蓝天的网友愤愤不平道：这几乎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侮辱。尽管赵本山和宋丹丹一直以来塑造的农民形象逼真、独特，匠心独运，因此为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然而，由于他们的表演过度夸大农民的胆怯和无知，常常使这种带有逗乐性质的演绎走向了反面。总而言之，赵本山那种“歪戴帽子，衣着不整，猥琐拘束”的农民形象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基本丧失了新农村、新农民的典型性。

　　拿丑化说事成了家常便饭？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本山并非在《火炬手》上第一次栽跟头，早在《马大帅》时，就已经有人拿他开刀了。当时的骂声波及范围远不及今天，但却相当尖刻，最狠的一句评价是：赵本山把东北人最私下的劣性拿出来张扬，靠揭底、抖丑态赚取全国人民的笑。从“赵本山小品有丑化农民之嫌”联想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拿文艺作品里的人和事往自己身上套，拿“丑化”、“侮辱”说事儿成了家常便饭，尤其集中在卖座率或收视率很高的影视作品中。比如电影《我叫刘跃进》刚一公映，便有人指责编剧刘震云是在有意丑化河南人，因为片中的河南人狡黠不说，而且身份卑微，坑蒙拐骗无所不能。电视剧《结婚进行曲》播得火热，可编剧赵赵却成了一些北京人的申讨对象，因为身为地道的老北京的赵赵，却把北京人写得既爱占小便宜，又不讲究街坊礼数，一副小家子做派。热播剧《双面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多上海人和东北人看完之后都向编剧六六抗议，上海人觉得六六侮辱了上海人，他们怎么会像《双面胶》里的丈母娘那样嫌贫爱富呢？东北人却觉得六六将东北人刻画得太凶险，东北婆婆再怎样也不可能像李明启饰演的婆婆那样毫无宽容心啊，据说有一位东北人冲动之下表示要告六六。知名编剧王海鸰也难逃“厄运”，她的《新结婚时代》播出后即受网友围攻，原因在于其描写的贫富差异带来的婚姻问题在某些人看来是对沂蒙山区农民的不敬……创作者真的在将人物“妖魔化”？把观众一个个得罪不成？观众就那么容易被得罪？

　　创作者纷纷喊冤：不要给我们扣帽子

　　记者就此采访过多位创作者，他们闻听此言，大多哭笑不得。对他们而言，“丑化”之说实在是夸大其词、无中生有。

　　《马大帅》编剧白铁军说：“生活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尽量描述成什么样。我们从比较可乐、好玩的方面入手。至于丑化，根本没有，我不知道他们指的丑化到底是什么。”

　　六六表示：“小说、电视就是这样，要有戏剧性，就会集中很多矛盾，我们描写的也是个性化的东西，不代表‘都那样’。”

　　赵赵认为自己有点儿冤：“编剧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好像有个人在演，但最后经演员处理后有时候会变味，比如一句话笑着说和绷着脸说有不同的效果，人与人对一句话的理解差异也很大。我写的时候没觉得也不想妖魔化任何人，无论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每个人都有各种小缺点，我写这个戏希望人和人之间能多些互相理解，但没想到有的观众看时太过激动了。”

　　王海鸰则态度强硬：“说我丑化农民形象，这我不能接受，我不会以穷富论、以城乡论，而是以是非论，不能因为你是农民，有了错就不能批评，我对城里人同样给予严厉的批评。我觉得对落后的东西，不管强者弱者，穷人富人，都要批评，不能仅仅是同情。”

　　局外人质疑：谁对弱势群体不敬？

　　一边是观众不满，一边是作者喊冤，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作品产生如此多的歧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为什么会越来越“势不两立”？再回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喜剧小品，小人物是这些作品得以延续发扬的重要命脉。然而，纵观当今一大批讽刺艺术，拿底层人的窘困遭际博取笑声的作品几乎一直是主流。

　　著名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对此深有感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玺璋等文艺评论工作者就意识到这一点，曾就此展开过激烈讨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某些创作者对底层或边缘群体存在不敬的成分”。但随着娱乐大环境的冲击，这种以文艺评论为主导的讨论渐渐归于平静。解玺璋说：“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的娱乐节目，包括小品、相声，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拿农民或者方言作为笑料，这跟大的创作环境有关。在西方，被作为喜剧材料的，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大家嘲笑的首先是总统、明星等公众人物，而在中国正好相反，这些人是不能碰的，而喜剧本身又需要表达观众心理的优越感，那么从什么地方找到这样一种心理优越感呢？很自然的，这些弱势群体就成为嘲讽对象，农民啊，边远地区啊，大家用他们的一些弱点或者跟大众不一样的特征来取得自身的优越感。后来为什么不提这种事了呢？是因为觉得解决不了，因为不可能在喜剧材料上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用喜剧的方式嘲笑大款，或者在社会上地位优越的人，让老百姓产生喜剧的快感，但这种可以嘲笑的群体很少。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创作空间的问题。所以，结果出现观众笑完别人之后感觉这个人是不是被丑化了的问题。”

　　另一位文艺评论者曾子航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什么样的电影、电视剧受欢迎，像《阿甘正传》、《士兵突击》里的阿甘、许三多，这样的人物，永远比观众‘低’，观众会觉得如果银幕里的那个人混得比他差，他会有一种满足感。往往你刻画得越高大全，观众越不爱看，因为观众在那儿得不到情感的宣泄和认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小品、喜剧片里的主人公大都混得很差，很倒霉，四处碰壁。但即使观众从中获得快感，也并不是创作者可以对弱势群体开涮的理由。曾子航说：“现在的一些讽刺艺术作品确实暴露了一些创作者对小人物缺少人文关怀的弱点，经常拿一些弱势群体开玩笑，所以容易引起歧义和反感。”

　　调侃不等于诬蔑

　　这些作品真的如某些人指责的那样已经严重到“侮辱人格”的地步了吗？当然不至于。道理很简单，文艺作品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变形。曾子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么说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个人物非常完美，非常高大全的话，怎么能生出喜剧效果呢？我不认为拿这些人物进行调侃，就是对他们的贬低和污蔑，因为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也高于生活。当我们对一个喜剧人物进行刻画时，难免要对他的缺点进行调侃，如果完美得都像雷锋一样，怎么进行喜剧创作呢？”

　　当然，具体到赵本山本人，所谓“丑化论”，从另一方面而言也是将他从神坛拉回人间的一种善意提醒。如果赵本山老是一副赖赖叽叽，邋邋遢遢的样子，的确容易让人眼部抽筋，他老人家是不是真的应该转换思维，试着考虑表现新面貌、新时代的农民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