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浙江省温州市下辖县级市瑞安市传来的一条消息震惊了浙江省高层：4月4日凌晨1时，瑞安市一位副市长带着几十台拉着沙石的工程车以及推土机来到陶山镇霞林村，突击填埋掉100亩水田，并用催泪弹驱赶试图阻止的村民。

　　“中央把土地管紧，地方官员就急得跳起来了。”不久前，一位浙江经济学家受邀到瑞安给机关干部讲学，闻知这起事件后愤慨不已，“太出格了。”他告诉记者，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之下，包括瑞安在内的温州地区，建设用地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工业用地供地不足，严重挑战了“土地+资金=GDP”的传统发展模式。

　　数字显示，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排在浙江省最后几名，2003年倒数第一名，去年是倒数第二名。征地难和供地不足已经让温州执政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如是记述：“我市的供地率在全省比较低，全市有近10万亩土地已征而未能供地。”

　　饥渴之下，200多人的霞林村总共100多亩耕地中被两家企业征去100亩水田，而当村民阻拦企业破坏耕地，副市长毅然亲自出马，试图打破 “征而未能供地”的尴尬局面。只是事与愿违，此事被媒体曝光后，两家企业被迫停止施工。后来，村民们状告村委会“非法转让土地”被迫撤诉，他们便在覆上一层沙石的耕地边搭起简易房，日夜守卫——意在阻止企业进场施工。

　　撇开霞林村村委会是否 “违法转让土地”这一纠纷不说，副市长亲自带人填埋耕地这一具体行动可以称之为“2007年之怪现象”，背后展现的深层矛盾不能不令人忧思。

　　不断缩减的耕地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在温州市采访，记者不断从官员、企业家以及当地同行那里听到这个“著名论断”。工业用地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2002年瑞安一个县级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相当于15个霞林村的征地量)，而工业用地需求却达到1万多亩，市郊的地价高达每亩25万元，远远超过当时上海郊区及苏南地区的地价。

　　如今，温州城区的工业用地拍卖价高达200万元至250万元一亩，而且是“定向供应”。

　　最近几年，温州每年的建设用地规模在1.7万亩左右，依此规模，21世纪的头10年需占用耕地面积在22万亩至27万亩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00年时温州全市耕地面积不过253.2万亩，10年间将近1/10的耕地被占用。此前，从1978年到1995年，耕地净减40.96万亩，年均减少2.41万亩。

　　上个世纪90年代整整10年，温州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市中心鹿城区和龙湾区的耕地保护率仅为40.1%和52.9%，东南丘陵市郊牧野田园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 “中国笔都”、“中国印刷城”、“中国鞋都”等工业厂房。

　　“经济猛兽”困在土地的笼子里

　　消逝的耕地背后是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一个城市化大跃进的样本。

　　起步于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的温州正是通过发展 “小商品，大市场”式“小狗经济”，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温州甚至一度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然而，小工厂林立的温州，“成也轻工业，败也轻工业”。

　　温州的产业基本上集中在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的轻工业在21世纪初遭遇了土地瓶颈，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下滑，2004年上任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诊断出三大症状：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在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所谓“要素难以为继”，其实就是土地资源匮乏，供地不足。

　　“企业发展非常困难，工厂急需扩大规模，但是根本拿不到地。”温州市瓯海区民企老板康和平(化名)近一年来一直愁眉苦脸，手中的制造企业急速膨胀，年产值已经超过2亿，但厂房依然挤在2亩多的地里。他甚至动用了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去“活动”，至今新厂房的用地仍未有下落。据说，连奥康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也得不到土地供应。

　　企业规模大了(至2006年底，已有498家年产值过亿的民企，其中31家超过10亿)，“胃口”也大了，每年省里下达的1万多亩用地指标犹如杯水车薪，成千上万家企业等着政府供地。

　　温州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经济猛兽”，而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土地”。

　　2004年宏观调控后，“土地”更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0余万亩左右，有人推算，10年就会全部用完。

　　土地指标交易所

　　温州如何突围？这是此次记者造访温州，常常发问的一个核心问题。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大胆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构想：设立一个“农地转用指标交易所”，在中央控制土地利用总量包括农地转用总量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各省市的农用地转非农用地指标是按照户籍人口和土地面积来核算的，结果“越穷越大人口越多的省份指标用不完，而发达省份可能不够用，正好相互调剂”。

　　根据这位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构想，如果农地转用指标可以交易，则温州可以跟其他省市购买指标，然后温州占用耕地搞工业，卖出指标的地区农地转用减少，在全国范围内依然可以实现年度耕地保护总量平衡。

　　在陈林看来，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因为有产业集群优势，在温州一亩耕地改搞工业，可能抵得上内地某些地方100亩搞工业，而且卖指标的地区拿到温州的钱“可以补贴农业也可以搞工业，或者干脆补发教师工资”，美好前景是：内地大批农民可以迁往温州等发达城市转化为产业工人，由此内地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规模化。

　　问题是，温州的农民答应吗？因为这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温州农民被驱离土地，被迫成为“失地农民”或者被迫成为“产业工人”，这种人为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会否是建立在牺牲一两代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或许，温州人应该回到现有建设用地的框架内，深耕每一亩土地，让每一亩土地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和财富，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据《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