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琳

　　我的父亲，1926年出生在甘肃秦安县，只上过两年私塾。为逃避国民党兵役，随我爷爷迁至固原。1953年，父亲任民办教师,从教34年。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五六百人的本队教初小。学校是三间土木房：一间是宿舍，两间是教室，一二三年级都在一个教室，是复式班。每年学生人数在30名左右，教师就父亲一人。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队里伐了几棵白杨树给我们做桌凳，学生们听到别提多高兴啦！但本队没木匠，请外队人要管吃付钱，于是父亲就义务地承担了下来。

　　那个暑假的前30来天，多晴少雨，父亲叫上大哥二哥把一个个大圆木用长锯加工成木板，然后在屋檐下对齐锯茬儿，两头用泥泥起来，再固定住（据说是防止木头在干的过程中变形）。木板渐干，父亲从他的“百宝篮”里取出木工家什，在宿舍里丁丁当当地大干起来。

　　后来，父亲把他的活计搬回家来做。天气依然下雨，院子里没法做，又没有多余的空房子，父亲干脆在上房摆开场子，斧子砍得木屑乱飞，每天半夜才打扫房子睡觉。由于困，等不到父亲收工，我就已经趴睡在凳子上或炕上。等父亲收工了，母亲一边打扫炕，一边嘟哝：“明天早点收工，娃娃熬不住，我也要干活。”可是父亲说：“快开学了，学生盼望着桌凳呢。”

　　就这样，教室的第一张桌子诞生了，第一个凳子也诞生了。好不容易捱到开学，靠门窗一排土墩撑的木板搬掉了，一溜儿六套红漆桌凳摆着，感觉整个儿土房都亮堂堂暖融融的。

　　那时学生除了课本是发的外，其他学习用品，大多数家长一概不买（有的实在是买不起）。父亲总会花上六七毛钱买上三十来支铅笔，每天早上，他挨个发给学生削好的铅笔，下午放学再收拢起来。作为老师的我，每每回想起这些，禁不住会这样想：是不是穷造就了人由节俭而产生的耐心和实干？

　　父亲批阅作业也十分地认真，一个字一勾，从不含糊，34年如一日。以至于当了窗户纸的作业纸，随着日月的浸蚀，铅笔字都模糊了，只剩下小小的一个接一个的红色小勾像火苗一样，在那儿执著地提醒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