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儿子遇害梁建红泣不成声。

　　 差10天就要结婚的独生儿子被人扎10余刀后死去，曾恳求已怀了身孕的准儿媳给自己留下条根也没能如愿。这样一位死者的母亲却在法庭上哭着给凶手求情，感动得现场法官、检察官潸然泪下。7月14日，曾认为自己“死定了”的被告人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被害人为罪犯求情

　　被告人叫宋晓明。他曾经跟着被害人马刚干过几天“黑保安”，因马刚一直拖欠其500余元的工资，多次索要未果。今年春节前，宋晓明携带一把水果刀去要债。两人发生争执，宋晓明持刀扎了马刚10多刀，马刚当场死亡。

　　这位母亲叫梁建红。在法庭上，她边哭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够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有就让他赔我点钱，赔不了就算了，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宋晓明还年轻，我就当是行好了，不要求严惩他……”

　　详细陈述宋晓明的犯罪过程，是想让读者明白，他自己“死定了”的预期，并非臆测；把梁建红老人“求情词”原原本本放在这里，是想让您看到人性的光芒，正是这种光芒，把一个或许真的“死定了”的年轻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判决书显示，宋晓明能够从轻的原因有，他有自首情节，并在案发后主动参与施救，且被害人有一定责任。但审判长贾连春庭后表示，从轻的更重要因素是梁建红替宋晓明求情。法庭认为宋晓明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彻底谅解，“法庭为弘扬高尚道德情操，促进社会和谐，采纳了梁建红的意见。”

　　梁建红老人身上闪现出的人性光辉、迸发出的人格力量，令人赞叹；宋晓明聆听梁建红为其求情后，叩首谢罪，脱口而出的“妈妈”，足见老人以德报怨之义举给他带来的心灵震撼。就个案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案件结果之圆满。

　　不过，本案带来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将改变我们对刑罚功能的看法，或将改变刑事立法的走向。

　　　量刑建议应该得到尊重

　　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见，被害人的意见，至少不是主要的量刑依据。按照本案审判长的说法，根据死者母亲的求情，对凶手从轻判决，是法律规定的酌定从轻情节。

　　那么，“酌定”的根据在哪里呢？在国家公权代替被害人及其亲属对罪犯实施惩罚之前，报复模式是同态复仇。你砍掉我一条胳膊，我就要断你一臂。以国家而不是个人名义惩罚犯罪，刑罚超越报复而成为防卫社会的手段，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目前，我们对犯罪，似乎过多强调“对国家公权的侵害”的属性，而忽视其代替被害人及其亲属实现正义的一面。事实上，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被害人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权，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量刑建议，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害人及其亲属享受量刑建议权，这种建议权也应该得到法庭的尊重。

　　如何看待量刑建议权

　　肯定了被害人亲属的量刑建议权，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建议权，在量刑中该处于怎样的地位？

　　被害人亲属宽恕是量刑的酌定情节，这种说法我是头一次听到。即使这种说法符合法律，它在量刑中所起的作用，也该受到限制。决定刑罚轻重的主要因素，应该是犯罪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求情被告人会被判处死刑，那么，因为求情而被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是合适的，再轻，恐将背离罚当其罪的要求。

　　谁能代表被害人？

　　如果被害人活着，他的量刑建议作为量刑依据，没有问题。如果如本案一样，被害人已经死亡，如果被害人亲属意见不一，法院该认哪个亲属的意见？

　　本案中，除了梁建红老人，被害人其他亲属，都反对为宋晓明求情。最后，老人是用“儿子是我生的，我说了算”平息众人反对的，但“儿子谁生的谁说了算”能作为认定的依据吗？如果不能，如果亲属中有人要求宽恕有人要严惩，法官该听谁的，又该如何决断？

　　是否公平？

　　如果被害人亲属的意见可以左右量刑，甚至可以决定罪犯的生死，那就意味着，对于两名犯罪情节完全相同的罪犯，一个可能因为被害人亲属求情而留在这个世界，另一个却因为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而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该如何向他们说明这是公平的？

　　是否会强化犯罪心理？

　　多数罪犯犯罪的时候，都是抱有侥幸心理的。对一名企图犯罪的人来说，如果他意识到某种行为会让他告别这个世界，恐惧心理可能让他放弃犯罪；而一旦他侥幸地认为犯了罪也可能因为被害人亲属的宽恕而免一死，则会强化他将犯罪进行到底的决心。如果因此导致血案发生，我们能否说，是不恰当的宽容加功于犯罪的发生？

　　如何避免花钱买命？

　　本案中，梁建红老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也没有表示任何需求，替宋晓明求情完全是义举。不过，既然梁建红老人的意见可以被采纳，别的被害人亲属的意见，也没有不被采纳的理由，如果双方私下达成什么协议，法庭恐怕难以知晓，如此，对一些财大气粗的被告人而言，亲属为他们花钱买命，或将成为普遍现象。如此，法律尊严何在？

　　梁建红老人，令人尊敬；提出这么多问题，也绝非针对本案。但现实复杂，不是每个被害人亲属，都像梁建红一样善良；恐怕也不是每个被告人，都能像宋晓明一样知恩图报。如果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应该存在，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起大家关注、思考，以便确立、实行这一制度时可以少走些弯路。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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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下的理性抉择

　　在被害人母亲朴实的话语中，在宋晓明的迷离泪眼和跪地认母中，人们感受到了母爱的光辉和人性的复苏。而于此过程中，司法显然发挥了输送母爱和弘扬人性的功能。

　　梁建红老人显然是位伟大的母亲，她深爱其子，并愿意将爱分予她人之子。老人敞开了自己母爱的胸怀，向司法直陈其长者的厚慈。人性的接力棒交到了法院手中，接下来，司法该如何应对，才能将这位伟大母亲的宽悯之心转施被告人，照亮其蒙尘的本性？不否认、不屏蔽这些人性因子的同时，司法有能力将其发扬光大。老人尚知报应无谓，逝者难追，失足可教。有这样的民众，是人性化司法之福；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司法也应当不辜负人心，进一步弘扬人性。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司法的生命线也在于受到民众的尊崇。无疑，尊重人性的司法将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正如普通法世界最富盛名的大法官丹宁勋爵坚信的那样，法律条文本身并非正义，正义就藏在法律背后，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找出正义并把它输送给当事人。为此，这位大法官甚至不惜多次曲解法律。无论围绕“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如何不休，只要我们真实地对待自己、负责地对待他人，就得承认：人们自然应当敬畏法律，但司法应当首先敬畏人性。如果使生机勃勃的人性变成绝望和沉沦，司法的社会功能就失败了。

　　刑罚的实质，是用合法的公共暴力去追惩不法的个体暴力。对于其间的“以暴制暴”思路，我们应当始终牢记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只要有可能、有条件，高强度的暴力就不是最佳选项。毕竟，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刑罚不是人类的光荣。人类的刑罚发展史，乃是一部刑罚硬度被人性不断柔化的过程。正如监禁曾是死刑和肉刑的替代品，低强度的社区矫治也正在成为监禁的替代品。事实上，较少的刑罚报应主义、更多地从改造社会机制入手铲除犯罪得以滋生的温床、更好地采取科学方法改造罪犯，已成为当代刑法的发展方向。

　　当然，“求情减刑”等人性化司法的情形，必须严格标准与程序，并跟进相应的保证措施，避免使之成为放纵为恶者的灰色通道。例如，对被害人亲属的“求情义举”等情节进行详尽的司法审查，防止其出于受胁迫或者不当经济考虑；对从轻处理的被告人，可采取民事契约的方式，使其悔罪的承诺日后能够得以兑现。否则，人性化就可能成为司法 “后门”，甚至沦为徇情枉法或者循私枉法的托辞。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