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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番茄销售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辖区各单位干部职工每人购买100斤番茄。(8月31日《贵州都市报》)

　　红头文件的可理解之处

　　在贵阳白云区辖区各单位干部职工中，应该有较大部分比例是公务系统人员，公务人员本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办事服务而设的。而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公务人员在经过近些年的几次提薪后，普遍在各地属于较高收入水平。那么，当现在人民群众的一分子——种番茄的农民有着较大困难时，在并不难承受的情况下，从道义和情理上，公务人员都可以跟他们分担一部分难处。而且购买番茄本身并没有付出额外经济损失，最多不过暂时改变一下部分人的饮食习惯。

　　另外从经济收入上考量，干部职工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收入，属于相对“旱涝保收”的类型。而农民本来收入就偏低，更要承受自然灾害、市场因素等一系列风险。比如在这次番茄销售疲软情况下，种番茄的农民很可能不但赚不到钱，甚至连前期投入的种子、化肥等费用都收不回。每位干部职工出30元购买100斤番茄，算下来每斤才3角钱。只要没有高出当地市场价格，无论是每斤番茄3角钱还是30元的总数，应该说都不难接受。其实以每斤3角钱的超低价格出售番茄，农民不可能是赚了钱的，而只是将损失尽量降到更低而已。

　　再说了，我想象着，当地干部职工与农民之间应该是有着较深厚鱼水情怀的，并由此体现出面对困难时相互关怀、相互帮助。此次种番茄农民面临困厄时，当地干部职工应该不会缺少份爱心吧？ （据《南方都市报》 张玉宝/文）

　　番茄“摊派”的三重损害

　　这种看似为民解忧的番茄“摊派”，其实有着三重损害。

　　首先，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公信力。表面上看来，在番茄销售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出此“良策”，是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解困，但探求这种尴尬局面的根源，其实是当地政府三农服务没有到位。一是没有做好农产品种植方向的导向工作，才出现番茄大面积种植的局面。二是没有做好销售市场的服务工作，在丰收之后销售不畅才想起来要帮农民搞销售，无疑是一种“马后炮”的举动。

　　其次，损害了社会公平。每人百斤番茄，如果一家有两个职工甚至三个职工四个职工怎么办？对于没有生产副产品能力的家庭而言，数百斤番茄该如何消化？当本地区家家吃番茄而番茄无人可送的情况出现时，很容易腐烂不易保存的番茄的唯一下场只能是倒掉。这毫无疑问是公权强制私权下的一次巨大的集体浪费，我们的社会财富到了可以如此浪费的富裕程度了吗？而强制从市民口袋里掏钱给农民的口袋，是公权对私权的一次公然侵犯，无疑是社会公平的一次戕害。

　　最后，损害了农民的自主积极性。这么说肯定会有人质疑，因为从表面来看农民是番茄“摊派”中最大的受益者，但明年呢？后年呢？再以后呢？很害怕卖不出去找政府的情况成为一种惯性，而一旦成为惯性，无疑会养成农民的惰性——从而损害农民生产致富的自主积极性，影响他们真正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从而也难“大富”。 （据《南方都市报》张成才/文）

　　本质是“公权力炫耀”

　　爱心对于公民来说是一种自由权利而绝不是一种强迫义务，是公民自由支配的道德境界而绝不是任由政府支配的道德工具。爱心的奉献与非奉献应由公民自主选择，仅靠道德的力量加以“助推”而非靠政府行政强制力加以“索要”。贵阳白云区用红头文件的硬约束形式，强行让干部职工承担农民的市场风险，显然是把“品番茄”活动作为一种干部职工必须向农民“表爱心”的义务，不是干部职工“表爱心”，而是政府“表情意”，干部职工仅仅是“政策性爱心”被支配的道德工具而已。纵然可以一时缓解深陷“卖难”之中农民之所急，但同时也侵害了干部职工爱心自愿之权利，因而是一种公权力出轨。

　　政府之所以常常热衷于权力出轨，表达的是某些官员的一种政绩盲动。缓解农民卖难进而让农民获益其本意无可厚非，解救濒危的番茄市场避免农民更大损失可算爱心工程。在行政管理中与合理调整农业内部产品结构相比，通过行政手段人为造一个有利于农民的市场可谓简捷而方便，出一个红头文件，层层下达任务，让那些吃“皇粮”的分担一下吃“天饭”的风险，用干部职工的腰包解了农民的卖难，花别人的钱财出自己的政绩，不费本不出力却落得一个亲民的美誉，这事儿连最笨拙的官员也喜不自禁。于是“用政策造政绩”便成了一种官场上竞相效仿的官员行为艺术。而这种行为艺术的本质是一种公权力炫耀。 （据《南方都市报》李承志/文）

　　行政的尊严在于为民所用

　　只依靠市场调节的力量就能让菜农的番茄销售找到出路，当然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不过务实些看，这样的希望只能是奢望。救急如救火，对那些投入和辛苦一季，如今却只能面对一地番茄欲哭无泪的菜农来说，还有什么比解决番茄销路更迫切需求的呢？因此，白云区此举虽然不合乎一般的权力叙事规则，但是如果不突围，番茄的销路何在？不断扩大的菜农损失又该如何降低？

　　但是，必须承认，我们需要规避权力越位运用的机制约束和程序规范。可是否有人注意到，程序和机制束缚越刻板，就越不可能照顾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所谓过犹不及，一旦程序和机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被过分强化，行政行为本身带给社会的，就只剩下僵硬和冰冷，而不能充分表达对贫弱者的悲悯和同情。不妨设想，如果该事件中，当地政府的权力运用不敢越雷池半步，自然没有招致越位用权非议的担忧，但是其沉重代价是更多番茄烂在地里。

　　行政的全部尊严在于为民所用，为民的前提条件在于悲悯贫弱。无视民生疾苦，再合乎规则的权力叙事都会黯然失色。反之，纵然看上去不那么优雅，只要以消解民生疾苦为出发点，都值得给予掌声。 （据《新京报》赵登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