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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网上有人发帖称，中国运动员不该在升旗仪式上行“摸心礼”(即将右手掌放在左前胸，表示“祖国在我心中”)，模仿美国人行“摸心礼”有损于国家和民族尊严。也有网民反驳称这是小题大做。(8月5日《信息时报》)

　　能否规范升国旗礼仪

　　很希望《国旗法》能做出相应的细节补充，规范这一神圣时刻的肢体语言。如此，既可以避免“不知道手往哪儿放”的尴尬，也可以更大程度地维护国旗的尊严。对于每一个认同国民身份的人来说，国歌和国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每当重大赛事中奏响国歌、升起国旗的时刻，运动员们的言行举止往往分外引入关注。毋庸讳言，在很多赛事的颁奖仪式中，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中国运动员的姿势不尽相同：其中，有手持鲜花双手垂于身体两侧的，有双手合握鲜花置于胸前的，也有左手持鲜花垂于体侧而右手掌放在左前胸行“摸心礼”的。无论采取何种姿势，运动员对国旗的神圣情感都是相同的。虽然如此，形式各异的礼仪还是多少让人感觉到些许杂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国《国旗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唱国歌——关于升国旗的礼仪，现有的规定仅此而已，而这样的规定又难免失之笼统。在“肃立致敬”中，强调的只是“严肃”和“站立”，至于手往哪里放、眼往哪里看，乃至于戴帽子或持有东西时该怎样，都缺少统一而具体的规范。 （据《信息时报》）

　　没必要把升国旗时的摸心礼刻意拔高

　　有个大略规定，并容许人们有自己致敬的方式，是可以的。“摸心”动作看上去并不有损中国文化，也未有损国旗，不必为之“悲哀”，我想真正值得悲哀的，可能是硬要大家全体双手垂下。别人摸心口，我偏不摸，这不是特色，而只是闹别扭。爱国心的深切是好事，但不要有看到其中夹杂的过敏症。大概我们存有一个心愿，礼仪和文化，输出越多越好，输入越少越好；而我们的技术(哪怕只是球技)，拿进越多越好，拿出越少越好。中体要输出，西用要输入；体统不可以改换，但可以教化天下；器用可以变化，但不可以开示于世人。大致上，这种心思与乾隆皇帝时代的认识相去还不算远。体用、本末之区分与辩难，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连打球都要涉及中西之辩。奥运都要举办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了，还要提醒运动员不能摸胸口、郎平最好不教美国队，这实在是不得其所。幸亏这只是个别人之见。无论如何，胸怀大一些，眼界放宽些，没有坏处。 (据《新京报》)

　　升国旗时我们的手到底该放哪儿

　　笔者在这场辩论中分明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对民族文化的焦虑感。礼法和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脉，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评价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首先就是看它的影响力，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较量，往往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开始。假设有外国人来模仿我们中国的礼节、习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很自豪，因为这说到底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而对“摸心礼”的排斥，不正是对民族文化不彰的一种担忧和焦虑吗？因此，这场公共辩论其实所反映出的，是西方文化的依旧强劲，以及我国民族文化在这场较量中的式微与疲软。 （据《东方早报》）

　　开放的中国何必在乎摸心礼

　　我们如此关注奏国歌时部分运动员行“摸心礼”这个细节，说明普通公众对奥运会每一个细节的关注，都已到了苛求的地步。如此热烈关注并试图规范细节行为的心态，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公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和信心，这值得褒扬。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此封杀“摸心礼”的做法，显然和“和平、友爱、宽容”，“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相背离。以如此敏感的民族文化心态解读“摸心礼”，显然无益于我们开放、包容民族心态的养成。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阐释奥林匹克精神内涵时认为，奥林匹克精神虽 “不足以确保社会和平”，但仍可促进和平；虽“不能更加均衡地为人类分配生产和消费物质必需品的权力”，但仍可促进公平；虽“不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免费接受智力培训的机会”，但仍可促进教育。按照这样的阐释思路，我们不妨这样说：疑似舶来的“摸心礼”，虽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姿态展示东方文明神韵，但它仍可视为行礼者对民族表达热爱的方式，仍可视为行礼者表达“祖国在我心中”的方法。

　　一个思想多元的社会，应该容许“摸心礼”的存在；一个海纳百川的文明，应该从不足和缺憾中及时汲取力量，为我所用；而开放的中国，也必定拥有以传统文化诠释奥运精神的能力与魄力，用 “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让世界聆听到我们真实的心跳律动。 （据《重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