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见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媚语口红是一抹肮脏的文化血污

    文化担当，最起码是勇于说真话来为弱者代言，然而，这些“媚语文化”要么是极度冷血地帮闲，要么是极其厚颜地献媚。这种消解公众的权利意识，让人们用生命来向权力谢恩的行为，极度不负责任，既对公民精神形成强大误导，也对生命尊严造成轻佻的亵渎。诚然，文化批判的价值指归，从来就不是从人格上羞辱某个人，也绝不是要把某个人搞臭，而是通过对某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审美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进行解构分析，来建立文化伦理的健康框架。同样，现在对于“媚语文化”的批判，也就是寄望通过这样的文化行动，来催发知识分子的精神自醒，也抹去附载在当代文化身上的肮脏血污。我们也看到，那些“媚语派”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去挠一把权力的痒处，然后，坐在文联作协之类的衙门里，或长久的闭目养神，或无知的聒噪喧嚣。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对权力的暗送秋波与倚门卖笑，在“口红效应”下，他们获得了所谓的人生灿烂，而无视脸上抹满了肮脏的血污。试想，在山东作协副主协王兆山的媚权文化统领之下，又怎么可能搭建起倡导“正义话语”的文化平台呢？要经过媚权文化标准的钦定程序，恐怕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的文化产品也多会无奈地面对胎死腹中的命运吧。难怪山东有作家因羞于与王兆山为伍而愤然退出作协的，难怪吁请将王兆山逐出作协成为强烈的网络呼声。  （单士兵）
 

    做鬼也幸福是对人性的亵渎

　　 这是典型的“价值判断”在根基上发生严重偏移。地震大灾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得到各界赞誉。特别是在救灾过程中不断强调的“救人要紧”“人的生命是第一位”，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决不意味着我们乐见“死”。如此“设身处地”去臆测灾民的心理，是对人性的亵渎，是对“生命高于一切”价值观的严重“偏移”。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曾经偏移的价值判断，此次汶川大地震后，举国降半旗为遇难的亡灵哀悼，就是在昭示着一个道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判断。基本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在底线根基上价值判断的严重偏移，是最可怕的。这样的结果，通常要在很久以后，才会让整个社会尝到它的苦头，公众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徐迅雷)

    秋雨兆山同学懂得文以载情吗

　　汶川大地震过后，迄今最轰动中华的两个文人非余秋雨、王兆山莫属，现在和将来的历史恐怕都会称“南秋雨，北兆山”。二人一南一北，不约而同劝慰灾民，其特别的言辞耸动中华。两人一说话，舆论皆惊呼。效果适得其反。于是有八喜先生给二人上课，说他们不懂心理学，盖因二者的劝告方式如出一辙，余秋雨的劝慰方式是：你们的子女得到了隆重的纪念(这种礼遇不是谁都能得到的)；王兆山则说：得到这样的关爱，死了也知足啊！二人之所以能够一语惊四方，乃是因为其言太“异于常人”，超出了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之去世，家人悲伤、悲痛皆人之常情，若因人祸原因，则愤怒也在所难免。此时，“设身处地”也就是“感同身受”。否则，遇到有人离世，人家正悲伤得紧，你说一句“人总是要死的”，虽为千真万确的真理，人家也免不了要拿屎盆子扣你；你若再来一句“你也该知足了，像我等这样的大人物都为你倾注注意力”之类的安慰话，人家不拿扫帚把你赶出家门才怪。即便人家涵养高一些，说你把废墟描绘得那么美好，又是做鬼也幸福，要不你自己先进去试试看？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文字常常是很无力的。“文以载道”，一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境界，若这点做不到，“文以载情”应该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落到“文过饰非”的不堪境地，否则，文字将不仅是弄脏稿纸，而且有可能弄脏灵魂；作家、“文人”则不仅不让人尊重，甚至有可能成为骂人的代名词。 (童大焕)

　　作家们请为苍生说人话

　　难道一个人死于地震后还真能感觉到幸福？真会盼着在坟头看奥运？这种违背常理、漠视生命的文风，明显违背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缺少起码的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如果说文学真如先哲所说是“人学”，那就要描写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王兆山写出这样的“诗”，失去了文学应有的感知力呢？
 
　　王兆山事件与当下公共财政养起来的作家体制有关。被养起来的作家失去生存压力的同时，无形中也失去了感知生活酸甜苦辣的机会，当然就和真实的生活产生隔膜，就和天下苍生的距离拉远了。除了他们中少数文学天分较高者外，多写不出什么为苍生说人话、提升大众精神层次的惊世之作，而一些人为了完成任务，就只能写些如“王作家”般既无文学价值又乏人文精神的“打油诗”混日子了。

　　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中的磨难。古代的荷马们作为诗人是要靠吟唱作品来养活自己的，巴尔扎克、左拉、雨果还有他们同时代的大师都在为出版商“打工”，要为完成合同而写作，这些伟人都是在面向市场而写作，都是带着对于文字的热爱和市场的压力而历经心灵的炼狱，皓首穷经、啼血为文。无论是文学巨人还是像村上春树一样的流行作家，如果不写出让大众感动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作品，是不会有人养活他们的。
 
　　当然，这些所谓作家如果不出他们的圈子而只在公费供养的报刊上发表作品，也没人说什么，原本会一切良好，因为这些公费养着的报刊除了内部人阅读外，发行量很小，没什么市场，大众是不爱看也看不到它们的。但很不幸的是，王兆山这次却在市场化的媒体上亮相了，如此一来，在大众的目光下，其丑陋就露出来了。
 
　　现有作家体制，不能不改革了！（瞿方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