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关思想解放的讨论渐入高潮。面对全新的挑战，该如何解放思想，成为新一轮思想理论界的评论焦点。

如此简单的道理需要讨论,说明思想上还不够解放

　　 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对人的约束，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二是人的自我设限,“体制化”或者自我审查像一张无形之网，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些人仍然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思维定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呵护与建设。在任何时候、任何不自由的环境下,每个人至少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使自己处于一种“思想解放”的状态。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和环境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不至于在环境有积极变化时，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甚至在不觉中拖时代进步的后腿。二是制度建设方面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既然民间思想处于一种自发自由的状态，公权力不去限制它,它便已经是自由的。而且，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角度来说，来自民间的草根思想、观念不仅不需要“解放”，反而会对来自公权部门的具有强制性“解放”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思想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社会领域,权力不能越俎代庖。正因为此，政府倡导思想解放其意义更多在于从行政层面凝聚“改革共识”，以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对于社会而言，更需要政府在思想解放方面多开自由之门。

自由先于制度 真理标准大讨论新解
　　
　　 真理标准一文所开启的80八十年代初中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暗合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治国思路，它确认，自由在逻辑上、道义上先于制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八十80年代的制度变革显著地扩展了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真正地推进了私人产权、市场、法治、民主制度的发育。面对不合理的旧制度，民众始终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规则创新。“小产权房”就是农民与城市居民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新的房地产产权制度。农民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政府关于城乡土地分割的法律，但农民基于自己对于自己宅基地、承包地的权利的理解，基于利益考虑，而建筑商品房，并与同样追求利益的城市居民进行交易。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小产权房”是不是“真理”，应不应当允许？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就是真理标准一文所批评的那种态度，政府把现有法律、政策视为神圣的，农民的做法既然不合乎现有法律、政策，就要查禁、拆毁。至于此一制度所涉及的民众的权利、利益，及这一制度的社会效果，根本就不予以考虑。这一心态表明，真理标准一文在今天依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它所揭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的治国思路，其实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果考虑到中国正处于制度转轨过程中，则其意义更为巨大。制度转轨需要不断地创新规则，但假如禁止民众在法律、政策之外、之上进行创新，那么，法律、政策又何以能够自动地转轨？真正地达到这一结果的规则创新、制度变革，只能出自民众自己的努力。民众必须做自己的立法者，而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一文其实早就承认了民众的这种权利。 （秋 风）

解放思想让公共资源向民间倾斜

　　 政府主要任务不是管制，而是提供公共服务，是为社会清扫道路，让社会的运行更平滑，交易成本更低，从而为民间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我们现在倡导解放思想，可是，一些部门却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继续强化自己的权力。比如在教育改革方面，不是打破政府包办的格局，而是扩大政府包办的格局，继续搞什么名校办民校，用公共资源挤占民办教育的市场，这就只会导致思想解放的异化。再比如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以流入地为主的方针当然很好，但如果还要以公办学校为主，那民办教育的位置在哪里？须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主力一直是民办教育，最擅长的也是民办教育。没有理由在公共教育资源注入农民工子女时，却突然把民办教育排除在外。这么做都是解放思想的歧途，都是糟蹋思想解放。思想解放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就是政府对民间放权让利。换句话说，实践层面如何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一个公共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在这个关头到底如何选择，是衡量是否真正解放思想的一个根本的标准。（笑 蜀）

思想解放从推动民主开始

　　 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30周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精神遗产，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当然，和30年前的历史环境不同，当前的舆论传播机制和民意表达方式有了巨大的革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公民有了更为多元的合法表达渠道，也使政府汲取民间智慧和聆听民众诉求有了更为直接便捷的手段。从这点来看，今后社会思想解放的发生机制和呈现方式或将不同于以往。但可以预料，不大会重现那种“一语惊天下”的集束式效应，而更可能以多点触发、百花齐放的面貌呈现。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也决定了以往的民主问策和决策机制，恐难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例如，从一些省市官员频繁问计于网民，约略可以看到那场大讨论的理念背影，然则这种方式毕竟只能获取部分民意，解决部分问题，而难以再像当年那样“由点及面”，统合出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总结和借鉴“真理标准大讨论”经验的同时，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迎合时代的新要求。这就是，以科学的、长效的民主机制汲取民意、执政施政。思想解放从何处开始？历史的经验是，从汲取民智开始。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就要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民主机制，丰富和发展30年前所取得的精神成果。 （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