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走了，对一个刚刚去世的人，本不应来说他的不是，“死者为大”，但这些天来好些个我尊重的文学批评家朋友一再地歌颂他的为人他的作品他的一切。网络的跟贴更有蒙昧的人、别有用心的人歌颂起文革时代来了。这篇博文显得不厚道，但我不能不说。

    我渴望读书的时候，正是浩然大红大紫之时，尽管偷偷读了一些禁书，但浩然的书是公开的反复地阅读的作品，艳阳天下的金光大道，成为我这个中学生对那个时代的基本理解。年龄小，没赶上红卫兵们的“造反”，1974年中学毕业就下乡了。一到乡下，我们用的是“社会主义的东山坞”来看我们所处的乡村环境，没见到萧长春，也没见到那引起了青春潮动的改霞，却总想这人是不是弯弯绕，那个会不会就是马小辫……。下乡没几天，见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总不能和大伙一起下地，天天都在牛圈里除粪，干最脏最累的活，一问，才知道他是富农的儿子。这富农的儿子有一天却端了一碗酱来送给我们，他在乐呵呵地笑，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马小辫的影子，他人一走，我们一致决定：扔了！地富反坏右对毛主席派来的知青必然心怀鬼胎，这是糖衣炮弹，说不定酱里有毒。多少年后我还为扔了的那碗酱深感愧疚！村里有个赶马车的人，叫兰明清，因为赶车，有技术，天天有工分，家里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好，那时刚刚放了电影《青松岭》，我们私下里认定他就是那个坏心眼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车把式“钱广”。一天我们要搭他的车进城，追在他的车后喊他，一不小心竟叫他“钱师傅、钱师傅！”他用眼直瞪我们，没让我们上车。

    在那个精神荒芜的谎言时代，我们只能以浩然的作品来填充自己，反过来说，我们宝贵的精神空间被他们霸占了。尽管有那么一些精采的文字和片断，成为我少年时代最早的文学滋养，我们喝过他的文学营养，在那饥渴的时代，没有别的可喝，正如饮鸩止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自觉地“排毒”。

    对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家，我们不能仅仅从文学的技术技巧层面来评价他，而要看他的思想层面，看他与时代的对应关系。浩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他迎合了那个荒唐时代的要求，扭曲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既没有自己的思想，又歪曲了生活，把自己的声音汇入到谎言时代的大合唱中去，在那个谎言时代，尽管他不是谎言的原创人，却在以他的声音呼应着时代的谎言，以他的艺术，让谎言变得好像是那么回事。

    我对浩然只有怜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而又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他的才华只能成为工具，而他也乐于成为工具，《西沙之战》是御用工具的典范之作，而他对此竟也“不后悔”，他沉醉于那成为工具的时代而不能自拔，因而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本分人，在位高权重之时也没有故意伤害人，这太不容易了。

    这些天一些批评家对浩然的评价越出常理，一是人之已死，不忍再指责他，这可以理解；二是浩然其人是一个本分人，但这是一个道德判断标准，而非文学的标准；三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对那个谎言时代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没有反思，没有忏悔。面对今天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恶，许多人用美化过去来指斥今天，这是九斤老太的思维方式。更有甚者，一些人本来就是文革中的受益者，如一些红卫兵，文革造反给了他们人生的高峰体验，成了知青之后，一些人身在苦中却不知苦，他们被谎言所笼罩，还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在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三中全会之后他们才发现了自己在受苦受难，自己被谎言骗了。还有更甚者，至今也没有醒悟，“青春无悔”。

    李敬泽说到浩然时说：“我们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也许，但那不能成为我们认可他肯定他的理由，正因为我们不会比他做得更好，我们才需要否定他，这也是在否定我们自己。中国如果没有对那个谎言时代的否定，是不会进步的。

    浩然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文艺，然而，那个时代就应该否定。中国这些年来思想界的分歧，根本就在于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浩然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他的才华为上所用，就是他最大的成功，这一点他和中国古代文人一脉相承。文革期间是他的人生高峰，正是他的才华“为上所用”的最佳时期。

    在今天，文坛仍然充塞了许多没有思想的作家，他们对生活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对时代没有自己的思考，他们的作品如泡沫般地翻卷。在中央没有强调三农问题时，有几个中国作家写出了中国农民面临的困境？有几个中国作家写出中国农村的荒凉？现在他们又在写“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宋家宏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