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本良自1961年从驻罗马尼亚使馆调回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以后，逐步担任了中央领导的主要翻译工作。本文摘录了蒋本良同志回忆病重中的周总理会见罗马尼亚外宾的经过。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其中展现了老一代领导人的高尚风范。

　　病势危笃中，周总理答应会见罗马尼亚客人

　　那是1975年8月28日，罗马尼亚中联部长安德烈约见中国驻罗大使李庭荃时告知：罗共中央执委、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将率党政代表团赴越南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要求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问中国。安德烈强调说，维尔德茨是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是齐奥塞斯库总书记的亲密同事，他还兼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李大使当即发电报报告中联部。中联部随即制定了访问日程。计划抵京当天晚上，由纪登奎副总理宴请欢迎。两次会谈也都由纪登奎主持。参观游览项目有故宫博物院、北京针织总厂和颐和园。至于我方会见的领导人，建议“拟请邓小平会见”。然后9月8日晚，乘法航班机离京回国。

　　1975年9月5日星期五下午5时，以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乘CA902航班自河内抵京。在赴宾馆途中，维尔德茨向耿飚表示，希望亲自向周总理转达罗党政领导和罗马尼亚人民的问候，并要转达一个口信。当时，在医院住院的周总理身体极度衰弱，病势危笃，已不允许再进行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了。但是对工作从来奋不顾身的周总理，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还是答应了客人的请求，同意会见维尔德茨。

　　1975年9月7日上午，我正陪维尔德茨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针织总厂，邢竹芳组长赶来通知我们：周总理将满足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要求和盼望，马上就要会见他们。这个消息使维尔德茨和代表团的成员们无比激动和兴奋。

　　下午1点正，我随车陪同维尔德茨和代表团两名团员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来到紧靠中南海的305医院。当我们走进医院门厅时，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同志的陪同下，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客人。以前，周总理每次会见外宾，总是先期到达会见地点，迎接客人，以示礼貌。此时重病的周总理，依然保持了这种外交礼节和风度。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作长时间谈话的。所以，这次会见本来只计划合影留念，握个手，简单交谈两句。但是，周总理却执意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短短十几米的路程，对重病的周总理来说也是艰难的。纪登奎想上去搀扶一下，但周总理拒绝了，他迈着艰难而坚毅的步子，支撑着瘦弱的身躯，一步一步移动着走完了这段路。

　　看到大家坐下后，邢竹芳赶紧过来转达医生的意见，通过我告诉维尔德茨说：“说话尽量简短，就谈二十分钟。”

　　周总理说：“医生不让我多说话，所以你说，我听。”维尔德茨表示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罗党领导和总书记本人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祝周总理幸福健康。

　　周总理表示了感谢。他一个个地点名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问候，从罗总统、总理到熟悉的老朋友。当维尔德茨说：“我和纪登奎同志会谈得很好，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周总理再次坚定地说：“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很好，今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的接班人

　　眼看着已经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尔德茨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看了看表，准备告辞了。始终注意倾听的周总理，立刻发现了维尔德茨的迟疑，随即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谈话没意思，否则你不会看手表。”

　　维尔德茨立刻说：“不，很有意思，只是医院有规矩，而我是守纪律的。”

　　周总理给他解除顾虑说：“医生不会惩罚客人，我们接着谈。”

　　当时，周总理似乎已意识到，今后很难再有机会接见外宾了，所以有意识地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作为他最后的政治遗言。他谈到了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我想，这大概是总理执意会见维尔德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个年代，中国正处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核心年迈而重病缠身之际，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已经赋予邓小平以党政军领导的重任。“四人帮”意欲篡党夺权，把邓小平当作最大的绊脚石，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欲以除之，加以各种罪名进行打击。就在这阴霾密布之际，周总理既忧心如焚又对邓小平寄托着无限希望。他对维尔德茨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正式职务就是“副总理”，但是，周总理却刻意称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这时，纪登奎插话解释说：就是邓小平同志。接着，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后来，维尔德茨回忆这次同周总理的谈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经过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说的话。”他钦佩周总理的为人，称赞周总理是当代最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家，对国际问题有深入研究，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他说，在他见过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中，他最敬仰“周恩来这样思想深邃、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这样热爱和平、反对强权的外交家”。

　　这次会见本来约定的简短谈话，后来竟又延续了一个钟头二十分钟。当时周总理热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维尔德茨。这也成了中罗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据《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蒋本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