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花生”起冲突

　　1973年9月20日上午，原云建兵团三师十团（现德宏陇川农场）四营二连指导员从营部开会回来，因二连知青偷了九连一麻袋花生，他受到了营长、教导员的通报批评，并责成他严肃处理。他正黑着一张脸路过连队的晒场时，两个在扬场的成都知青不知就里，开玩笑地说：“哎！指导员，你才安逸呢，我们在这里累得满头大汗，你还操起手到处闲逛！”

　　这位平时还算温和的指导员一听，顿时勃然大怒，随即叫来几个老工人，冲进知青住的大草棚，搜出那剩下的半麻袋花生并与三个知青发生冲突。当在地里干活的知青返回来时，老工人们已跑光了，三个誓死悍卫花生的知青已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其中一个被扁担打断了鼻梁骨，满脸是血，惨不忍睹。

　　三个同伴遭此重创，知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知青们迅速作出反应，不到一个小时就拉起一支好几十个人的“精兵强将”，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抢枪！

　　经过一番策划，三个知青先是抢了保卫干事的一只手枪，并情不自禁地朝天连开三枪。

　　“知青暴动”惊动高层

　　老工人知道知青们要真的报复了，连忙把连队的几支三八步枪和一支美式冲锋枪弄到手，准备抵抗。知青们见对方人多势众，赶紧从二连撤到四连，先把四连的几支枪抢了；又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营部到三连、九连、一连……一路上都直奔放枪的仓库，共抢得23支步枪、2支手枪、1支冲锋枪，3000多发子弹，耀武扬威地杀回二连。这时，老工人已封锁了连队大门，知青们就在正对大门的牛厩旁搭起“掩体”，双方在相距不到百米的地方展开对射。

　　正在这时，团长带着一帮人马赶到了，立即命令双方缴枪。老工人服从命令缴了枪，但知青们却趁机冲进连队要抓打人凶手，还有人要烧老工人的房子。还缴了团参谋的手枪。

　　事件迅速上报师部和兵团司令部，惊动了云南省委，直至党中央国务院，连外国电台也报道了“中国知青暴动”的消息。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必须尽快平息事件，但不准开枪、不准伤人，不准扩大事态。师政治部主任连夜赶到十团，会同团长、政委做知青们的思想工作。可无论怎样努力，这些20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就是不缴枪，并扬言要上山当土匪，宣称谁敢靠近一步就打死谁！

　　请缨前往平息“暴动”

　　我当时在三营任群工干事兼营共青团工委副书记、团部团工委副书记，听说此事后忧心如焚，主动请缨。

　　下午3点，我一个人跑上独立排的坡地。上面二三十个昏昏欲睡、疲惫地靠在一起的小伙子，看见我跑过去，陡然紧张起来，条件反射地端起枪。突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吼：“不准过来！再走一步老子就开枪了！”我仍不停步，边冲边喊：“有胆量你就开枪，怕死我就不来了！”这时，有同学认出了我，赶紧打圆场；“哎呀！我们咋会打你嘛！”

　　我走过去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做事咋一点都不考虑后果。”

　　这时，有知青既委屈又愤怒地说：“我们也不想这样，是他们逼的！”我便进一步劝说他们先把枪缴了，有话好好说，不要把事情闹大了。要是真的动起手来，你们这几十个人，二十来条枪，早就被解决了。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下去，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谁也救不了你们！

　　大多数知青都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于是我就趁热打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连哄带劝，从下午3点一直说到天黑，他们终于同意缴枪，但还是提了一些附加条件，要求团首长立即答复：第一，必须交出打人凶手；第二，事后不得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不得给予任何处分。

　　双方签写“停战”协议书

　　我立即跑下去报告团首长。首长们觉得合理的就可以接受，不合理的就不能迁就。打人凶手已经逃跑，即使不逃跑也不能交给知青处理。于是我又跑上去把团首长的意见转达给知青们……这样来来回回很多趟，当天半夜12点多，“堡垒”终于攻破了。知青们便乖乖缴了枪。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就这样平息了。

　　事后，团首长履行了承诺，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当然也没有追究带着老工人打伤三个知青的指导员的责任。参与“拿枪”事件的知青通过此事吸取了教训，大多数不再寻衅滋事、偷鸡摸狗了，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事做人，不少人还成了连队的骨干、驾驶员和教师。（据《龙门阵》尹俊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