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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撇捺
于丹先出版的是《〈论语〉心得》，而我先看的是她的《〈庄子〉心得》。读后我给于教授挑了些毛病，发表了些不同的意见。我原以为，《〈庄子〉心得》之所以质量不高，错误百出，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原因，中华书局没有如出《〈论语〉心得》一样出版此书，没有再给于丹“不敢奢望有一天在中华书局出自己的一本书”的惊喜，情有可原。那么，《〈论语〉心得》应该比《〈庄子〉心得》严谨，经得住推敲吧。可是，看了《〈论语〉心得》，同样感到失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与《〈庄子〉心得》一样，《〈论语〉心得》也是开篇就有毛病。在心得之一“天地人之道”的开头语中，于丹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开国宰相”。她说：“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听说过“开国皇帝”，“开国之君”等等的说法，但从未听过“开国宰相”一说。这是一种类推法吧，以为有“开国之君”，便有“开国宰相”，“开国百官”，“开国马夫”。这种类推法，不是约定俗成的历史描述方法吧。如果照此逻辑推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是“开国主席”，周恩来是“开国总理（宰相）”，我父亲牛老先生则是“开国百姓”，于丹的父母恐怕也是啊，也是开国辈的，没准还是开国农民或者开国教授呢。于丹不是治史的，但你治什么也不能对历史信口开河呀。书一开头，于丹在概念上就栽了一个跟头。
于丹心得之一正文的第一行写道：“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仰望它。”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大家过去以为要仰望它？现在才以为要仰望他？过去的人们仰望他而现在的人们则不用了？为什么不用仰望？于丹的回答是“《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姑且不说她把复杂、深奥、内涵极其丰富的孔子思想简单化了，退一万步，“最简单的”就不需要仰望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由此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意义堪比《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句“最简单的”话，值不值得“仰望”？况且，于丹还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好家伙，多么的美好，有这样的“真谛”，难道还不值得“仰望”？
鄙人以为，《论语》告诉大家的，不是“最简单的”，更不是“永远是最简单的”。否则，就没有朱熹老先生的《四书集注》。那么简单，还注个什么劲！也就没有历代的文人学者不断地去研究探索《论语》之事了，更用不着于丹著书立说上百家讲坛了。
于丹所说的《论语》的“真谛”，窃以为也不那么准确，孔夫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是维护既成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对人有一种规范，一种约束，要求人们要克制，要“三省吾身”，按复杂的礼仪程序办事。如于丹所说，要求人们“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种生活，有时是痛苦甚至极其痛苦的，起码是拘束的，不是用轻飘飘的“快乐生活”所能表述得了的。单纯的快乐，在孔夫子那里只是皮毛，不是真谛。
孔子的理论以及理论体系创造出来是干什么的？是为了改造、塑造国民精神的？是为国家建立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是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繁荣的？都有可能。无疑的，《论语》首先是讲给、写给、灌输给孔子同时代人的，其后是我们的古人，包括孔子的再传弟子等等，其后才是给我们看，为我们服务的。但于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她说：“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她说白了，也等于白说了，没说到点子上。
于丹的概念不是很清，于丹把孔夫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的“信”诠释为对国家的信仰。我没有能力去考证，凭直觉，这个“信”，指信义、信誉、信念、诚信，而不是于丹所说的对国家的信仰。信仰什么主义的说法很顺溜，而信仰国家，让人不好懂，觉着别扭。
于丹说：“……（《论语》）几乎每一则语录都很简短”，她话锋一转，说：“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简短并不是无言啊？你可以说孔子的语录言简意赅，可以说他的简短的语录微言大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意义深远，作用重大，但你不能说他的简短的语录就是无言吧！战场上，一声“冲”、“杀”，简短不？简短！无言吗？绝对不是！
于丹的概念是舛乱的，她说：“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务实”与“现实”的区分在哪里？务实主义者不务“现实”，他务的什么“实”？“过去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幻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会务实？是现实主义者？
于丹看问题十分片面。她说：“《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先不说终极传递的是不是生活态度，即便是，也并不仅仅是，不主要是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还有深奥的、奢华的、古板的、冷峻的生活态度。
于丹说：“我们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圣人仅有这两种“力”就行了？比如思考力、想象力、创造力、亲和力、应变力、凝聚力呢？这些能力不行，也算圣人吗？此其一。其二，于丹说孔夫子最有行动力，可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大的作为，走到哪里也不太受欢迎，“累累若丧家之犬”，穷其一生，除在思想上文化上有伟大创造与建树外，“行动能力”上乏善可陈。于丹封他为“最有行动能力”的人，根据何在？
于丹的时间概念、朝代概念十分的差，她说：“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大地上生长的信念，他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而来，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孔夫子不是邓小平、江泽民，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吗？于丹似乎已钻进《论语》、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了。仿佛她是孔夫子的同僚或者弟子。
于丹好好读过《论语》了没有，我表示怀疑。她的判断总是那么轻率和绝对。她说：“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夫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是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这是孔夫子教学的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论语》里，孔夫子疾言厉色收拾弟子的地方不少吧。比如他以为他的一个学生在外面说了错话，他让其他弟子“小子鸣鼓而攻之”，这都有些搞阶级斗争、搞群众运动的味道了吧？比如他骂弟子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 也，”这是人身攻击与污辱了吧？不就是白天睡了个觉吗，疾言厉色了吧！再比如，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对于三千弟子、尤其七十二贤人，做此评价，心平气和吗？实事求是吗？这是一种表面平静，内心尖刻激烈的疾言厉色。可惜，于丹没有读到或没有领会。
于丹是自己挖自己墙脚的高手。他表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是“内心富足”的君子，嘉许他的“归去来兮”精神，这也许没什么错，但她是这样说的“陶渊明曾经当过八十三天的彭泽令，那是一个很小的官。而一件小事，便让他弃官回家。”看了这句话，让人怎么想？陶渊明之所以能因一件小事辞官而去，原因是他做的是“一个很小的官”。官要是大呢，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从一品正一品大员呢？陶渊明会因小事而弃官吗？会不会出大事他也不弃官，到了退休年龄还赖着不走，要“发挥余热”？这样的表述，如何支持她对陶渊明是一个“内心富足的君子”的判断呢？
其实，于丹对陶渊明弃官原因的嘉许也没有多少道理。上级来检查工作，要求他“束带见之”，穿戴整齐点嘛，他不但不按要求做、还说什么“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既然做了官，不论大小，都应讲层级关系，讲官场规则、官场秩序吧？下级尊敬上级，天经地义，并无耻辱可言。如果陶县令到基层视察，部下各个穿条大裤衩，光着膀子，打着赤脚，他会满意？县令的上级他视为乡里小儿，无非嫌人家官还不够大嘛，假如是钦差大臣甚或皇帝老儿来了呢，陶渊明是否就心甘情愿地跪倒在地，山呼万岁呢？很可能！陶渊明不为五头米折腰，假如是五十斗五百斗米呢，他折不折腰，很可能折啊。于丹的表述，只能让我们这么理解。她的表述否定了她的立论。
于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她在励志，在迎合某些不想认真读书的人的口味。她说：“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总结出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古今中外的圣贤的意义仅仅是这样？圣贤是否还有榜样的作用呢？而且，圣贤的意义是否是最重要的在于为世人以及后人树立了榜样。而圣贤所总结出的道理，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有用，圣贤不是神仙，不能对他们做如此高的要求。
评价完了于丹心得之一，还有之二至之七，我已没心思再写下去了。但咬咬牙，再侃一通。
于丹在心得之二“心灵之道”中写道：“而一个人的自信心来自哪里？它来自内心的淡定与坦然。”那淡定与坦然又来自于哪里呢？于丹玩了个同义反复。淡定与坦然，并不是自信的来源，而是自信的表现。自信来源于哪里，社会经验告诉我们，来自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他的阅历，他的素质，他的地位，他的成就，甚至他的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等等。构筑自信的要件很多很复杂，不像于丹想像得那么简单。
于丹的语句有些十分别扭。在心得之四“君子之道”中，她写道：“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自我修养”是何物？破屋烂棚、破砖烂墙？一般地，人们说提高修养，完善自我，于丹的“创新”让人难以接受，不敢苟同。
于丹说：“在区区半个世纪之前，一个人一生可能就在一个单位……”于丹讲的是中国的1978年之前吧。不过二三十年，没有半世纪。即便有了半世纪，说“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或什么什么半个世纪之前，也比“区区半个世纪之前”合于汉语的习惯吧。
于丹说：“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小便宜是高地，需要“抢占”。表述为爱占小便宜也就可以了，一个“抢占”，让人眼晕。
于丹还像天文学家发明小行星一样，命名了一个新成语。她说：“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这在今天成为一个成语，叫‘言过其行’”。有这样的成语吗，没接触过，手边没有成语词典，翻翻《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打电话让朋友查了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收成语18000条的《中国成语大辞典》，上面也没有。八成儿是于丹的神来之笔。如果这个所谓成语能为公众接受，那当然不错，但会被广泛接受吗？悬！太生僻了，“言过其实”，这个成语不就挺好吗！似乎用不着再发现发明一个意思相近的了。
于丹说话随心所欲，在心得之四“君子之道”中，她说：“什么叫‘勇者不惧’？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这是老百姓的话？是军人军事家的话吧！是朱德的话、刘伯承的话、林彪的话吧。普通百姓，工人、农民、市民、贩夫走卒等等，能总结出如此的道理？
于丹说：“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这话有道理吗？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不过是良好的愿望，或者是对“君子”对人们的一种期望，期望人们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起来很难。而且，有些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对别人要求也严，甚至苛责。所以，这里的严与宽，并不一定是反比例关系。于丹把话说满了，很绝对。
于丹随意解释古人的词语。她说：“再比如范仲淹，他认为一个士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应该系念天下君民，都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的印象里，范仲淹并未要求人人如此吧，他只是在写他自己的心境，他的感受，他的愿望。而且，他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视为至高的标准，“古仁人之心”，他感到自己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岳阳楼记》的结尾，他才说，“微斯人，吾谁与归。”这是一句历史的浩叹。要求人人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极不现实。在这里，于丹歪曲了范老夫子。
于丹说：“但孔子认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能不走正路，一心想走捷径，一心想贪小便宜。孔夫子认为，走正路还是走捷径，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于丹又在歪曲孔夫子啊。捷径与正路什么关系。正路都是漫长的路曲折的路，而捷径就是歪路邪路？走捷径，是提高效率的办法。从古至今，政治家们不都在研究人类社会如何能找到更快的发展道路，即所谓捷径吗？自然科学家的种种发明，也不都是让人走捷径吗。从中国去美国，走着去骑驴去要好几年吧？坐船得个把月，而坐飞机只需十个小时。难道骑驴的是君子，发明飞机坐飞机的是小人？
于丹说：“君子每天牵挂的是自己的道德的修缮，小人则惦记的是自己的家乡。”这话绝对了吧，只牵挂自己的什么道德修缮，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前途，而不惦记自己的家乡，是君子吗？惦记家乡，热爱家乡，奉献家乡的人里面，君子可能还多一些。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真诚。”爱家乡爱国家（大家乡），是人的基本道德吧，可于丹却把它划入了小人的行为范畴，让人不好理解。牵挂道德修缮的人不能惦记家乡，你的道德又附着在哪里呢。
在心得之五“交友之道”中，于丹说：“在孔子生活的先秦时代，不像我们今天有电脑，有网络，有这么发达的资讯，有各种形式的媒体。那个时候的人要想广视听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交一个广见博闻的好朋友，让他所读的书，让那些间接经验转化成你的直接经验。”这里有几个问题，其一，“广见博闻的好朋友”值得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仅仅是“他所读的书”吗？既然广见博闻，他一定走了不少路，到过不少地方，接触过不少人，经历过不少事吧。他的经历，他的见闻，他的感悟，应该都是财富吧？不学这些，只听他讲读过的书？其二，不错，朋友读过的书是间接经验，但你听了，怎么就成了直接经验了呢？你飞进朋友读过的书里去了。事实上，与朋友交，我们大量的，是将朋友们的直接经验转化成了我们的间接经验。
于丹说“便佞之人就是巧舌如簧却腹内空空的人”。这个说法不准确，巧舌如簧的人，不会腹内空空，还是有些杂碎的，陈词滥调了，歪理邪说了，等等，肚子里也不少。否则，他也不可能使舌巧成簧而上下乱弹，左右乱动啊！
于丹说：“孔子从来不主张你去结交富豪和有权势的人，而是要你去结交那些可以完善你的品德，提高你的修养，丰富你内涵的人”。这是信口之言。孔夫子一生，就结交过不少权贵，他周游列国，找的都是上层人士吧，难道他到各国去的目的，是访贫问苦？其实，结交富豪和权贵，有时是工作需要，比如孙中山找有钱的华侨，是为了推翻满清而筹款。不结交富豪与权贵，一个人的人生体验也不完整啊。体验一下某些富豪与权贵的丑陋面，对人的警示作用不小，有助于人们从反面接受教育，从而完善道德与人格。
在心得之六“理想之道”中，于丹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这是纯粹得可爱的唯心主义啊。实现理想，靠个人的内心，靠自己的努力、奋斗、韧劲，但也离不开社会条件吧，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没有良好的社会条件，再美好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光有内心的“真正感受”，就能支撑起理想的大厦？玩笑！此其一。其二，内心感受比业绩重要吗？那社会上就不要考评业绩，只考评内心感受得了。没有业绩或业绩不好，内心的感受能好吗？！
于丹说：“一个人的志向至关重要，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方向。”志向是重要，但在比较落后与传统的社会，志向对人一生的发展方向没有多少决定性意义。小学生特别是农村小学生的作文里写着，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当教授，当医生，当工程师。可你去统计一下，这些志向，对他们的人生发展有什么决定作用。决定他们发展和方向的，是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是家庭的背景，是无数个偶然因素。有些人一生的发展和方向与志向无关，甚至违背志向。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们的一切，都是由社会来“计划”的。
于丹说：“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理想主义啊！事实上，物质生活过于贫乏，心灵上也奢侈不起来。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哀在哪里了，哀在了心里，心灵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相对较贫穷，追求相对富足的生活也是知识分子的愿望与行动，只有生活无忧，心灵才会自由，才会更加自由。让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却要他们心忧天下，要他们独善其身，那是对知识分子的愚弄与捉弄。于丹大概小日子过得满不错，所以她才能说出富有的知识分子才能说的话。那真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知识分子太穷了，有的不是“心灵悠游上的奢侈”，而是牢骚、甚至造反。
在心得之七“人生之道”中，于丹说：“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导致思维改变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于丹歪曲了孔子，也歪曲了中国几千年的现实（事实），中国人的学习，从来主要是为了统一思想，孔夫子是要统一人们思想的，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为了统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学习尤其政治学习的目的，没有变过。于丹在这么简单、有切身体验的问题上出错，实属不该。
于丹想励志，想把《论语》通俗化大众化，普及《论语》的思想，精神可嘉，但于丹应当再严谨一些，否则会误人子弟的。
快餐文化不但让人起腻，而且让人悬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