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餐厅旧址。

如今优美的就餐环境。

    “熟悉了银川的餐饮业，其实也就掌握了这个首府城市经济的发展脉络。”谈起银川餐饮业几十年来的变化，银川餐饮烹饪业协会秘书长李龙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将银川餐饮业近50年来的发展归结为四个阶段：解放前——“车马店”时代、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合作社”时代、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末——“快车道”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井喷”式发展时期。

“车马店”附带品到粮票通行的“公家食堂”

        解放前，宁夏没有一家纯粹的饭馆，但由于银川市的地理位置颇受商贾倚重，吃饭就成了过往商贾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众多“车马店”的附属品。在银川市商务局档案室资料的记载中，颇能代表这一时代特征并留下名号的，当属晋商商号“德兴发”，不过这家商号在宁夏只存活了五六年时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自然原因，解放前便退出宁夏的历史舞台。

         如果说那段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而无从记忆，只能从零碎的各种历史纪录中探寻大概的话，如今很多上了年纪的“老银川”还对计划经济下的银川饮食业记忆尤新。“那个时候，到外面吃饭、是要凭粮票的，没有粮票，即便有钱也吃不上饭。”72岁的傅大爷回忆，当时粮食局给一般居民每月发放27斤粮，小孩每月6斤，工人31斤，一些重工业企业的职工50斤。这样的标准，对年轻人而言，等于天天饿肚子，去饭馆吃饭也就成为一种奢望。傅大爷清楚地记的，上世纪60年代自然灾害期间，自己曾经和很多人一起上贺兰山采榆树叶子，回家将叶子碾成粉，掺到面里蒸馒头吃。

        与他相比，当时干印刷工作的张大爷情况算好一点，他每个月除了有粮票外，还有44元钱的工资，再加上老婆20多元的工资，当时还属于“有钱人”，但有钱没粮票等于白搭，仍吃不饱饭，只能向单位要点糠拌到面里充数，再弄一些草和树叶之类的充饥。那个时候，同福居、黄鹤楼、迎宾楼、五一餐厅等数得着的五六家饭馆都是国营的，统购统采，凭票吃饭，普通老百姓难得有机会光顾。

红极一时的五一餐厅

        计划经济年代，五一餐厅在银川餐饮市场创造了两个第一并享受名酒特供指标：银川市第一家恢复每菜单炒的餐厅，银川市第一家服务到桌的餐厅，且是当时仅有的两家享受名酒特供的餐厅之一。

        五一餐厅位于银川市解放东街，曾是银川餐饮业的一块金字招牌，丁香肘子、糖醋黄河鲤鱼、金钱发菜、软炸里脊、锅烧鸡、过油肉、炒肉片、回锅肉……都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五一餐厅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业，选址在原“东泰居”汉餐馆所在地，为银川市商业局饮食公司下辖的一家餐饮企业（国营）。开业初，它是银川市最大的汉餐企业，餐厅共有三层楼，一楼经营早点及机器饺子、面条等，二楼经营正宗川味炒菜，设有高级雅座，可承办各档次的宴席，三楼为冷饮店（后为方便顾客住宿改设旅馆），共有100名职工。

        五一餐厅聚集了当时饮食界最优秀的厨师，其中不少人都是从各餐饮网点调来的，其中的老厨师有李金文、郭维庆（已故，山西人）、顾世高（已故，为原“东泰居”的白案厨师），年轻一点的有董徐标、陈继润、徐武国、沈富生等。五一餐厅烹饪技术以滑馏、爆、炸、烩、烧为主，尤其擅长小炒，并按四季变化更换菜肴品种，夏季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醇。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五一餐厅每日供应炒菜不下60种，一菜一味，各具特色，过往行人无不闻香驻足，先尝为快，每天早上6时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10时，常常食客爆满。

        计划经济年代，五一餐厅每年享有30件名酒特供指标，特供名酒包括茅台、五粮液、竹叶青等。由于 资源有限，名酒销售也是限量的。据五一餐厅的老员工回忆，有的人为了买到一瓶茅台酒（当时售价8.7元），不惜点上一桌的菜。一位老职工回忆，上世纪70年代，五一餐厅雅座一桌饭的最高标准是35元，但有一次破了例，当时区政协的领导接待民盟中央的有关领导，吃的是鱼翅、海参等，创造了一桌饭47元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