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这块位于宁夏灵武境内、明长城边上的台地，自从上世纪20年代被西方著名的考古学家率先发掘后，就使这里的考古具有了国际背景。80多年间的几次重大发掘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国际色彩，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家关注的地区。进入21世纪，这里又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非洲古人在中国大陆落脚的地方，如果这个论断成立，一个早于著名的丝绸之路几万年的东西方人类交流的大通道就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也会多一份颇具质地的证词。

桑志华的到来

　　著名的考古学家汤惠生曾经这样说过：“莫斯特在法国和欧洲考古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水洞沟之于中国。”这句话为水洞沟的背景作了足够的学术铺垫。莫斯特（Le Moustier），一个位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Dordogne）的维塞勒河畔（Vezere River）的文化遗址。1907年，考古学者们在这里落下了第一铲，直到1969年最后一次发掘，在60多年的时间里，莫斯特遗址一直是旧石器的经典遗址，使莫斯特文化至今都是国际旧石器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那么，水洞沟和莫斯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0世纪20年代初，宁夏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迎来外国传教士的足迹。这些传教士中有一个叫肖特的比利时传教士。一天，从水洞沟东边5公里的横山堡一带走过的肖特，在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1923年，具备简单的考古学知识的他匆匆完成宁夏传教之旅后，在天津遇见了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他把自己在水洞沟的发现告诉了桑志华，并告诉了他到宁夏的路线。于是，1923年夏天的宁夏以及沉睡万年的水洞沟，迎来了法国人桑志华。

　　20世纪初，随着一批批文化遗址在亚洲的发现以及考古学在这里的成就，亚洲开始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中国更是一个焦点。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的有识之士认为，亚洲很可能充当过人类进化的宽阔舞台，这种设想因为一直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只能被学者们臆想。于是，来自美、法、英、瑞典、荷兰、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们纷纷拥向亚洲，拥向神秘的东方古国———中国。

　　桑志华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的西方考古学者，为“亚洲是人类演化的巨大舞台”这种科学预见提供了重要物证。他对水洞沟的发现，拉启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大幕。

　　得到肖特关于水洞沟的发现后，桑志华很快就开始了宁夏之行的准备工作。1919年，桑志华到达甘肃庆阳，发现了完整的三趾马化石动物群，后来，在黄土堆积层中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由黑色石英岩打制成的石核和两件石片。这三件人工石制品，被考古界称之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甘肃的考察结束后，1923年，桑志华从甘肃东部进入了宁夏，开始了他的水洞沟之旅。他的驮队打出一面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三色旗，上面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和“桑”等字。他并没有在中国考取过进士，“法国进士”的称号只是套用了他的博士学位，并将博士“中国化”了，而“中国农林咨议”，是1917年他访问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这两个奇怪的不伦不类的官衔，在他的西进途中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至少进到宁夏境内时，当时的地方政府以京城来的外国官的待遇对待他。到了灵武市横山堡以西4公里处、明长城南面一条远古时代自然形成的河沟，他们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张梓的人所开的“张三小店”中。

张三小店里开始的神秘挖掘

　　夏天的北方夜晚，呈现的是一片宁静与荒凉，当他们走到与长城并行的一处断崖时，突然发现断崖上有磷火闪烁，丰富的考古知识使桑志华一行立即判断出那里一定有尸骨，隐隐约约的磷火使他们没看清楚什么名堂。他们便很快返回小店，找到张梓，给了张梓5块银元，打着手势要了个大梯子，在夜色中爬到崖上去挖掘。第一个晚上，他们就挖掘到了一个动物的头骨化石。

　　他们按制订好的考古计划，在水洞沟北崖的断崖处按考古程序进行挖掘。他们雇请当地的民工挖掘，除小孩外，大人一律不准进入场所，整个挖掘工作在十分神秘的氛围中进行了四五十天。当地人则因为阴气和晦气很重，也懒得问这些外国人在干什么，并按当地的风俗幸灾乐祸地说那些外国人一定会被埋着的鬼缠上身的。当时的宁夏匪患严重，包头到宁夏的交通也被断绝。桑志华和他的随从们在外界的混乱与当地人的诅咒中，挖出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最后装入木箱，用八九匹骡子驮回去。

　　和桑志华一同参加水洞沟发掘工作的，还有一个法国学者，他就是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既是科学家，同时又成了精神界的巨人”的德日进———在中国最早发现了人类化石，研究鉴定并确认“北京猿人”头盖骨为猿人颅骨者。整个夏天，他在水洞沟一带度过。

　　水洞沟及其他地方见证人类进化的遗迹，更加使他坚信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而水洞沟的这次发掘也震惊了欧洲考古界。那些稍加磨制穿孔的鸵鸟蛋皮饰物和骨锥等器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石器制造方法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磨制技术已处于萌芽之中，为见到它们的欧洲考古学家们所惊叹，称为“‘宁夏人’的骄傲”。

　　他们很快将发掘的范围以水洞沟为原点开始拓展，拓展的最大收成是后来著名的河套文化的见证地萨拉乌苏遗址。回到北京后，德日进就参与了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写作。1928年，参加水洞沟考古的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材料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他们向世界宣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

　　水洞沟同样开始陆陆续续地吸引着中国考古界的视线。1960年，中国和苏联组建的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开始了继法国人1920年首发掘后的第二次水洞沟发掘。工业化发展水平高的苏联队伍装备着拖拉机、铲车等重型器械。他们在桑志华和德日进发掘坑位的旁边挖了个长宽各6米、深11米的探坑，挖出约2000件石制品。然而，中苏关系的破裂打破了这次联合科考的进程，原宁夏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钟侃回忆道：“他们来的规格很高，不让地方考古人员参与。直到苏联专家撤走了，只留下了一堆机器，后来被拉回银川，曾经派专人看守了很长时间。但有些可惜，他们没有形成考古报告。”而著名考古学家高星为此却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任其开掘下去，第1地点富含科学资源的堆积恐怕就会消失殆尽了。”由于苏联专家带走了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这次挖掘报告没有出炉。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第三次系统的发掘。领队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第1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院士。钟侃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8月底，裴文忠先生到达银川。羊皮筏子载着他们过了黄河，前往水洞沟。裴文忠先生当时戴着个老农民常戴的遮阳帽，上身穿着带有四个口袋的短袖白布衫，下身穿着已有很大补丁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旧布鞋，给人的印象非常谦逊、朴素。”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发现，水洞沟遗址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旧石器遗址，充分肯定了“水洞沟”有新石器的迹象。

　　1974年，贾兰坡又对水洞沟进行了正式发掘，和前两次一样，同样没有正式的挖掘报告。1986年，由宁夏博物馆联合宁夏地质局，在钟侃的主持下，进行“水洞沟遗址”的文物考古工作，历时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