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丧葬习俗，是人结束一生后，由亲属、邻里乡亲、朋友等进行哀悼、纪念、祈祷的一种活动，是回族民俗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回族群众认为，生是死的起点，死是生的结果。世界上无论什么人，他的地位再高，钱财再多，寿命再长，都会有死亡这样一个不可抗拒和避免的日子。但是，作为在世的人，对于死亡，不讲贵贱，不论贫富，不管是子孙满堂，还是鳏寡孤独的人，一律要尽埋葬的责任，并要葬之以礼。回族的丧葬习俗，既有回回民族的习俗特点，又有伊斯兰教处理亡者的信仰性质。

 　　回族丧葬习俗的历史传承

　　回族主要是13世纪前后由中亚、中东一带迁徙至我国的各族穆斯林形成的民族。在形成前，他们作为穆斯林，在丧葬方面实行着伊斯兰教的丧葬制度。回族形成后，伊斯兰教的丧葬制度已变成回族的丧葬习俗，并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坚持、完善，形成了全民族共同遵守的丧葬习俗。回族先人宛葛思相传是来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四个阿拉伯人之一，“无常”于中国，葬广州城外流花桥畔，俗称“回回坟”，其墓碑谓建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据陈垣考证，应为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此地回民至今仍保护着宛葛思的墓。
　　在宋末元初，已有文字详细记载，回回按照伊斯兰教处理亡者的习俗丧葬。“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拧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殓，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不置一物也，其棺即日便出。瘗之，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周密记载的回族先人的丧葬习俗，有许多不准确和谬误之处，如回回穆斯林死后着水，洗涤周身，其中要漱口，洗净鼻涕，但并不是“荡涤肠胃”；另外，回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亡后一律不用棺，而用塔木匣子抬尸。可见周密只看到表面，不懂回族先人丧葬习俗的实质内容，把穆斯林用的塔木匣子误写为“棺”；把穆斯林用白布缠身，误写为用“布作囊”等。尽管如此，从周密记载“大铜瓶自口灌水”、“自顶至踵净洗”以及用布缠身等习俗中可以看出，当时穆斯林使用汤瓶灌水洗尸，给亡者“着水”，用白布缠身，用塔木匣子抬尸送葬，和现在的回族丧葬习俗是一致的。
　　元、明记载回族丧葬习俗的史料较多，且比较细。有“大殓和小殓”之称谓，用汤瓶洗尸“从头至足，浇洗三次”，还有“麝香脑片填尸口”等记载。明代回族著名学者李贽生前遗嘱：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做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即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
　　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予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以白布巾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去。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
　　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意。
　　幸听之！幸听之！
   
　　李贽遗言中所讲的“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作坑安葬，并且在“气已散”时，就要安排人挖坑，第二天埋葬，这是回族人强调的“葬不过三日”的速葬习俗。李贽所要求的“向南”挖坑和“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的长、宽、深规格，以及在坑底“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的尺码，是回族人挖坟坑的特有习俗，其他土葬的民族均没有这些要求。另外，李贽还强调他的遗体要“面上加一掩面”，“以白布巾单，总盖上下”，用“板”抬到墓地葬后，“板复抬回以还主人”，这种葬法和现在回族的葬法仍基本相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李贽遗言中讲的“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等，这些都不是伊斯兰教和回族穆斯林处理丧葬的习俗。这说明李贽想用当时回族的丧葬习俗处理自己的后事，但在遗言中有不准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