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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的形成和发展

宁夏网　 WWW.NXNET.CN　　2007-09-20　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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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回民族即今回族。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有的认为形成于明代，也有的说形成于16世纪中叶。下面所述，即以第三说作为依据。有关回回门宦制度问题，附带一并阐叙。
　　
　　一、回回族称和族源
　　
　　“回回”一词，原是“回纥”、“回鹘”音转，最早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五的“凯歌”词中。据沈括自己说，其词原是“市井鄙俚之语”（大众语）。徐霆《黑鞑事略》云：“霆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21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这里所说的“回回字”，显然是指“回鹘字”。成书较早的《蒙鞑备录》说：“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于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可见“回鹘”、“回回”，原是一名异译。

　　但在《黑鞑事略》中，“回回”一词，有时也被用以泛指西域各国：“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回回诸种，尽已臣服。”所述明指窝阔台时遣兵征中亚各国事。徐霆之所以将西域各国均称为“回回”，显然是认为他们都是“回鹘”引起的。但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与中亚各国人民往来的频繁，“回回”一词的含义不久又有所变化。在蒙古国的官方文书或诏令中，一般都以其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而将“回鹘”称之为“畏兀儿”或“委兀儿”。例如1265年（元至元二年），忽必烈在一份诏谕中就说：“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①又如元《至顺镇江志》在载述其地侨居户时说：“蒙古二十九（户），畏兀儿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户）。”②这里所说的“回回”与“回鹘”显然已不相干。按当时使用情况看，其涵义已与“穆斯林”大致相当，主要是指来自中亚的各国人。

　　14世纪中叶，明代元而兴，“回回”一词的使用，基本上仍因袭于元。《明史·哈密传》引马文升奏疏中就有：“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许进《平番始末》：“哈密之人凡三种：曰回回、曰畏兀儿、曰哈刺灰，皆务耕织。”均可为证。但又派生出“汉回”一称，主要是指长期生活于内地的回回人。例如严嵩《议处甘肃夷贡疏》：“缘汉回通事，实本非我族类……今后如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亦用中国精通回语之人，不得差委汉回，致生奸弊。”③

　　在清代，由于存在以伊斯兰教作为划分民族的倾向，故又常将“回回”和维吾尔人俱称为“回”。但为了区别，有时也称“回回”为“汉回。或“熟回”，称维吾尔族人为“缠回”或“生回”。因其中夹杂着民族歧视因素，故现代广大回族人民仍依元明时习惯，自称为“回回”。
　　关于回回民族来源，向有不同说法：一认为主要来源于唐代回纥，一认为来源于汉族，一认为来源于突厥与东来的波斯、阿拉伯、阿富汗人的混合体，一认为来源于东迁的波斯、阿拉伯及13世纪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国人。④根据现有史料，回回民族的先世最早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到中国经商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

　　众所周知，自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中国封建社会便实现了空前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唐代都城长安及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商业都十分繁荣。世界各国商人，纷纷前来贸易。有的沿着丝绸之路，负笈驼载，直趋长安。有的泛舟大海，乘风破浪，往返于广州和泉州等地。唐政府在各通商口岸设“市舶司”，委任“市舶使”，以管理进出口商务，并准许前来贸易的商人，寄居于“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⑤时谓之“番客”，称其居地为“番坊”、“番巷”或“番市”。⑥

　　住在“番坊”内的商人，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唐朝为尊重其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使其自己管理自己，曾任命番坊中最有德望的人为“都番长”，以处理其内部事务，还允其于聚居区内建礼拜寺以从事宗教活动。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9世纪中期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说：“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广州），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①。这些寄籍“番商”，有的后来长期寄居于中国，娶妻生子，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改用汉族姓名，习儒书，以适应其生活的环境。有的仕宦于当朝，如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以进士显名的李彦升，据说就是原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五代时又有颇具诗名的李珣兄妹，祖先也是移居于四川的波斯商人。878年（唐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时，据载住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等，前后被杀者有12万人。②数字或不免夸大，但其中穆斯林商人占多数似可肯定。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政治、经济虽远不如唐代兴盛，但因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经海路到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贸易定居的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比唐代还多。他们从事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的运输和贩卖，大都获利甚丰，成为各地的巨富。《泉州府志》载当时：“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③如巨商蒲寿庚家族，据说就是先居广州后移居泉州的。《广东通志》亦云：“海舶贾蕃，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④为了攫取巨大利润，有的人甚至千方百计请求到内地州郡经营。⑤部分穆斯林手工业者、宗教职业者等也相继前来定居，从而使前来寄居的穆斯林不断增加，并逐渐出现“土生番客”及“五世番客”诸名目。

　　除商人和宗教职业者外，还有部分来自阿拉伯的士兵。据记载，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唐，唐政府派兵镇压，并请大食出兵援助。757年（唐至德二年），大食阿拔斯朝哈里发遣兵参加平叛。平定后，这支部队并未被遣回，而是滞居于沙苑（今陕西省大荔县南洛、渭二河间），后遂发展为沙苑回民的一部分。⑥《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说，清代西北地区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祖先就是唐时受命参加平叛而落籍于陕西的。⑦

　　以上所述诸人，在整个回回民族来源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其最主要来源还是13世纪初年以后，自中亚等地陆续迁入的各地回回人。

　　中亚回回人东渐，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中亚引起的结果。从现有记载看，蒙古军在前后数次远征中，至少曾掳掠了十数万人解送回中国。例如1221年春，蒙古军在攻破撒麻耳干（撒马尔罕）时，成吉思汗便将其工匠3万人分给诸子和族人送回；又从被俘的青壮年中，选择同样数量的人签发为军。⑧不久，在夺取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中亚土库曼境内乌尔根奇）时，又将其妇女和孩子俘为奴隶，将10万左右工匠遣送中国北方。⑨1223年窝阔台率军进攻哥疾宁，当城他被攻克后，蒙古军队除对该城进行洗劫外，又将“工匠”、“手艺人”解送回国。①此后，拔都、绰儿马罕、旭烈兀等西征，又陆续有部分人被发遣东迁，加上部分自愿投降蒙古军的人，②其数字显然不在少数。

　　成吉思汗国以前，居住于蒙古地区的回回商人就不少，例如札八儿火者③、马哈木·牙刺瓦赤④、阿里火者、哈散哈只等，就是其中的著名者。1217年奉成吉思汗命令前往花刺子模贸易商团450人就全是回回人。随着蒙古贵族势力的扩大，中亚各地穆斯林商人自愿东徙的也很多。他们或从事从中亚至蒙古地区的长途贩运，或充当蒙古统治阶级的“斡脱户”（官商户）为各级王公贵族放高利贷。这些人在东迁的回回人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以上诸项回回，是尔后形成回回民族的重要基础。

　　诚然，汉、维吾尔、蒙古等各族成员，也是构成回回民族的重要成分之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详见下文）。
　　
　　二、回回民族的初步形成
　　
　　回回民族是外来的民族成分，与中国国内民族成分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是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同中国汉文化相互交汇的产物。它的形成，大约经历了200年多年左右的时间。

　　13世纪时移居中国的西域各国“回回”人，他们原来并不都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之中，既有波斯和阿拉伯人，也有阿儿浑、哈刺鲁等突厥语族诸人。除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外，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在中国最初只能算是一个穆斯林的集合体。因当时蒙古族在中国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原有的文化又较落后，故“回回”人一到中国，立刻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信赖与重用，有些人被吸收到蒙古国家的各级政权机构中供职，有些人又受派效力于官营手工业作坊，有的则受命随从蒙古军囚出征战。于是，随着蒙古统一中国的实现，他们便逐渐流散于全国各地，或继续从事手工业生产；或被改为“编民”从事农业耕作；或一面屯田，一面担任卫戍任务，过着“屯驻牧养”的生活。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今甘肃北部、包括甘肃张掖一带及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地，都是当年回回人从事屯垦的重要区域。《元史》载，“世祖之时，海宇混一……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⑤所谓“探马赤军”，其中也应包括回回人在内。而原居住于中国北方的回回商人，也在不断走向全国。许有壬云：“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各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⑥

　　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一般都比汉族人优越，故回回人在全国各地做官的很多。其中任职中书省的，世祖朝有妈妈、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阿里、阿里伯（别）、麦术丁、别都鲁丁、赛典赤（伯颜）；成宗朝有赛典赤（伯颜）、伯颜察儿、麦术丁、阿里、阿（合）散、阿老瓦丁、木八刺沙、忽都不丁、迷儿火者；武宗朝有怯里木丁、法忽鲁丁、阿里、兀（乌）伯都刺、忽都不丁；泰定帝朝有倒刺沙、乌（兀）伯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朝有买术丁、马某火者、陕西丁。供职于行中书省者，前后有66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云南、四川、湖广、江浙等各省，都有其广泛分布。①若再加上在各路、府、县等供职的人，数量就更为可观了。通常一个回回人做官，都有一大批回回百姓跟随，也促进了回回向各地的移民。

　　由于回回遍布全国，故元政府为加强对回回人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回回令史”、“回回掾史”以及“回回书写”等官员，以协助各地官署处理回回人事务。此外，还设置“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回回水军万户府”、“回回国子监学”等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回回官员数量也很多。

　　《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周密《癸辛杂识》云：“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元代到过中国的北非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自愿地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②。

　　回回人随着全国统一的实现而出现大分散、小聚居局面。例如河西地区，包括今宁夏、张掖、酒泉一带，回回人就很密集。因为这里在元代既是重要的镇戍、屯田区域、又是从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故落籍的回回人便越来越多。忽必烈时虽曾下令签发过这一带的“回回军”，但终元一代并未见减少。元代著名政治家赛典·赡思丁长子纳速刺丁晚年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其子孙就有分别落籍宁夏和陕西的。云南昆明、大理一带，也是回回人分布较集中的重要区域。他们大都是蒙哥至忽必烈统治时移入的。及赛典赤·赡思丁供职云南后，又不断增多，后遂蔚为大族。此外，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也有较集中的分布。

　　散居在各地的回回人，因信仰伊斯兰教关系，他们往往自成村落，聚居于礼拜寺附近，形成大量的回回村、回回营、回回屯。在城市中，则逐步出现回回人居住的街区。从而使人口分布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各地回回人正是依靠着这样的格局维持着彼此间的联系。他们实际上仍然有“共同地域”。有些人否认回回人拥有“共同地域”，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回回人长期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又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随着岁月的推移，往来更加密切，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不断得到加强，并逐步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所谓“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回回“行责居送，千里不持粮”③的说法，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回回人对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兴趣，与此也有一定联系。

　　回回人初到中国，他们大都讲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名字大都仍由带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如马哈木·牙老瓦赤、扎马刺丁、赛典赤赡思丁、马合木、阿里、伊思马因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但由于居住分散，大多数人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久而久之，其后裔便逐渐学会汉语，并“舍弓马而诵诗书”④，接受汉族儒家思想，提倡讲求儒家经典，尊崇忠孝仁爱等伦理观念，喜爱汉族的诗、词、赋、曲。例如著名学者赡思，自幼“从儒先生问学”，“日记古经传至千言”。及至20岁时，又就学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门下，后竟成为一位“博极群籍”①的儒家硕学。又如萨都刺、薛超吾（马九皋）、伯笃鲁丁、丁野夫、丁鹤年等人，不仅精通汉族语言，且皆以诗名世。买闾和哲马鲁丁，还以力资兼善学，分别成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②哈刺鲁人伯颜，亦以精通儒家经典而成为当时名士。③由于汉文化的熏陶，有的还改用汉姓名，按汉族习惯为自己取“字”；有的在使用原来名字的同时，又取一个汉姓。如哈只哈心子凯霖，改汉姓“荀”，取字“和叔”；薛超吾，改汉姓“马”，取字“昂夫”、号九皋；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萨都刺，字“天赐”；买闾，字“兼善”；赡思，字“得之”；哲马鲁丁，字“师鲁”；别里沙，字“彦诚”。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在他们看来，“居中夏声名文物之区”，“衣被乎书诗，服行乎礼义，而氏名犹从乎旧”，④实于理不合，应随时变通自己的习俗，才能更好地与广大汉族人民相处。诚如一位仕元官员凯霖所说，“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而从焉”⑤。正说明了回回人在与广大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已在逐步中国化。王礼《麟原集》也说：“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乎？”⑥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因蒙古统治阶级过去曾歧视压迫汉族人民，欲反其道而行，下令“禁胡服、胡语、胡姓名”。⑦还规定不许自相嫁娶。诏令颁行后，立刻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更易姓氏”的风潮，持续二年，许多蒙古、色目仕人都纷纷要求更改姓名。后明太祖发觉这样做对监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行动不利，又下令禁“更易姓氏”，并表示，“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⑧。但更易姓氏之风非但不能遏止，反而有所扩大和发展。朱元璋宣布“禁胡服、胡语、胡姓名”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由于在客观上与广大回回人对汉文化的追求相一致，因而后虽一再下令禁“更易姓氏”，却出现有禁而不能止的怪现象。正由于这样，尔后汉语也逐渐变成回回民族的共同语言。明末王岱舆等以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教理，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广大回回群众使用汉语文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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