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以公车署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沿袭到魏晋南北朝。总体上看，该机构一直是君主于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如北魏文成帝在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发过一个诏书，说是特派尚书穆伏真等30人巡行州郡，民众对地方长官或褒或贬及冤屈等事，可以直接向这些中央特使反映，如果“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就是说假定巡视团也腐败了，还有一条赴公车上访投诉的门路。

　　作为君主耳目之设和知达下情的信访接转机构，汉魏南北朝的公车署前，大多竖有谤木和肺石当作标志，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后来又添置了在朝堂外设登闻鼓的措施，取名“登闻”，意思是臣民有谏议或冤情要诉，却遭压制，可以径去阙前击鼓。

　　唐初君臣惩于杨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全面而随时了解下情的重要性大多有清醒认识。武则天对下情上通更为重视，有个参加徐敬业叛乱而获免的鱼保家为表忠诚，写信给她，“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实就是梁武帝搞大信箱的办法。

　　按《唐会要》等文献记载，这是一个呈方形的铜箱，分为“四隔”即四个部分，表面按东南西北方位涂上青红白黑四色，“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就同现在的邮筒差不多。青色一面称延恩匦，专门接纳对国计民生方面的建议；红色一面称招谏匦，欢迎投书批评时政得失；白色一面称申冤匦，“有欲自陈屈抑者，可投书于素匦”；黑色一面称通玄匦，说是让大家“告朕以谋智”的。

　　铜匦放在开放性的庙堂上，并设匦使院为专职机构，选谏议大夫、补阙等言官为知匦使，专管接受来信来访；侍御史等为理匦使，专司受理分析和据状奏闻。后来中书门下、御史台也择员参与知匦理匦，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信访受理班底。

　　到了宋代，投匦还要付费。《客语》云：“凡投匦有费。谓如投匦，亲事官每名两贯文，大率费不下一二万。”可见上书的代价不低。（据《官场那些道儿》完颜绍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