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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乡情
上海的阳光是奢侈的。即便不是梅雨季，鳞次栉比的摩登大楼也会遮住阳光，把影子甩在柏油路上。在某个闲暇的午后，吉粉花偶尔会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日子一天天流淌，悄无声息地汇成了命运的方向。
就像电视剧《年轮》里描写的那样，1972年，19岁的上海女青年吉粉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闹革命”，来到了西楚霸王项羽生命终结的地方——安徽和县乌江镇。
和吉粉花一起插队到此地的一共有10名上海知青，和当时全国各地的千万知青一样，他们的生活主要就是下地种田。在下田耕作八个月后，吉粉花被论证为又白又瘦、不适合种地。后来，她被安排在当地小学教书。
现在的乌江镇石山林场，有一座300亩的水库，有一片2280亩的山林，松树、杜仲、毛竹交错繁殖。这个林场建制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说起这个地方时，吉粉花使用的名称是“石山大队”。“吃了很多苦，好想家”，吉粉花这样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粉花初来的兴奋逐渐被磨平，她开始思念母亲那间国营食品店，思念城市的沥青街道，开始感觉到“归心似箭”四个字对内心的强烈暗示。但在这里的七年半，吉粉花只回了两次上海。原因很直接，“我要好好表现，争取上调到单位”。
当地人给吉粉花指了一条政治出路，就是读大学，这样她就可以一直留在那里教书。但是吉粉花只想回上海，其余的并不在考虑之列。在乡村漫长的时光里，吉粉花的一大期待，就是挑着担子的电影放映员——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很好的夜晚的到来，《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或者，以自己是宣传小分队队员的身份，带领大家摇着小旗子上街去，大喊口号。
还有就是上海人开会。每个月20号各地的上海知青聚集在一起开大会，“大家一见面就有话要不停地说，上面开大会，底下开小会”，无非是聊上海的人、上海的家、上海的地方。会罢，大家一起上街，买上海的糖果吃。
瞒恋情
在石山大队，还有一个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子弟，叫刘学根。他和吉粉花，和当地所有上海知青一样，思念着那个出发的地方，那个让自己痛楚又自豪的地方。也就是在一起迸发的思乡情绪中，刘学根和吉粉花种下爱的火花。
吉粉花的母亲在19岁的时候生下了吉粉花，但是吉粉花却在比这更大的年龄不敢声张恋爱。当地有个说法像是符咒，使这一对年轻的伴侣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秘密。这个说法是：如果知青在当地结婚，就要一辈子待在此地。
在这里呆了两年后，刘学根被安排到江苏大丰去插队。他们开始用写信来延续着彼此的感情。吉粉花说，她没有去江苏，而他也没有来安徽。只有两人都回到上海时，才重新见面。这一别，就是五年。
1979年，26岁的吉粉花确定可以回上海了，才开始公开对别人说自己和刘学根好了。回到上海后，刘学根顶职成为自来水公司的司机，吉粉花顶职成为国营食品店的点心师，她穿着白大褂，卖糖果和蛋糕。
这个时候，成为单位职工的吉粉花学会了交谊舞、恰恰和迪斯科。她的上海生活重新回来，但却不能和刘学根完婚，原因在于当时的上海有一个习俗：男方要出新房和酒水，女方要出一台缝纫机、三只脚盆、一床被子和一床毯子。吉粉花要“挣钱办嫁妆”。
盼儿媳
吉粉花在1983年7月13日剖腹产，诞下了刘翔。
因为超市急速发展、国营食品店倒闭，吉粉花已经下岗在家。现在的她，生活基本成为娱乐——她是小区腰鼓队的主力，习惯于在秧歌队里来回穿梭，喜欢去卡拉OK唱民歌。她说，她现在能把《青藏高原》飙出来，“就喜欢唱最后一句，拐到好高好高，拐得满脸通红还要往上拖”。
54岁的她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往下，只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并不总在身边。她生活的最核心部分其实是念叨这个儿子，特别是他的婚事，“做妈妈的希望他尽早成家，尽早给我们添个孙子”。
她喜欢讲述一个令她兴奋的假设：刘翔的妻子应该是怎样的——
记者好辛苦，全都生活没规律，肠胃不好，还是做医生的好一点；不过，不喜欢妇科医生，外科医生不太好，内科医生也不太好……那就没有什么医生了；幼儿园老师也不错，我就比较喜欢小孩子。
刘翔曾说，找女朋友比跨栏难。而在百度刘翔贴吧里，有一位河北姑娘自称给刘翔写了184封信，但却送不出一封。吉粉花当然和所有人一样明白中间的“机关”，她这样下结论：“他的私事我不能过多掺和，他现在是国家的儿子，等过几年（国家把他）还给我再说吧”。
为了很难回一次家的“国家之子”，吉粉花变成一位勤恳而又技艺精湛的厨师。在她的菜谱里，起先是猪肉占优，后来是牛肉翻身，再后来是蔬菜称霸。面条、鳝丝、老鸭，或者蒸煮的整颗玉米……没有人比她更热心实验、研究、论证刘翔的胃口，等待儿子回家，看着他吃饭，开始成为她的一个期待。
在《我是刘翔》这本书里，刘翔说：自从我代言的可口可乐把我的照片印上了汽水罐头之后，家里要买饮料，我妈妈就去买“有我们家翔翔照片”的纪念版可口可乐……她把它们洗干净，放在客厅电视机上，想我的时候，就抬头看看。（据《半岛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