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守护神”，既有中国军人，也有美国军人。这里有两个例外：全球范围看，只有在北京，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不能身着制服，手持枪械，站在大门口守卫美国驻外使馆；全世界的驻华大使馆的守卫责任，全都交由中国军人承担，只有美国例外，它坚持在北京派驻自己的海军陆战队员。

　　1973：美国人重返紫禁城

　　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在此期问，尼克松、基辛格曾提议在北京建立一个美国的临时办事处。坚冰刚刚打破，那一年，美国人的提议没有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

　　1973年2月，基辛格就此事再次赴华，后来成为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霍尔德里奇建议：在相互设立贸易使团、联络处和领事馆三个方案中，贸易使团比较合适。他认为，“这种办法对中国人来说，丝毫不会引起政治上的困难”。

　　2月16日，基辛格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了设立一个固定接触点的好处，并表录美方建议中美双方互设贸易代表处。基辛格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只要台湾代表还在华盛顿，北京就不会愿意在华盛顿开设任何联络处。不料，周恩来决心向前跨出一大步，建议我们两国建立事实上的外交关系”。

　　那一天，周恩来不仅迅速接受了设立联络处的方案，而且在稍加思索后主动提出，希望双方设立的联络处，具有外交规格，即：双方联络处的人员享有外交豁免权，通讯往来有可靠保障，能从对方的有关部门获得安全保卫，相互协助解决联络处人员的住房用地和办公场所用地等等。

　　中美互设联络处的北京谈判，进展顺利。互设联络处的建议，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中美联络处“虽无大使馆之名，却有大使馆之实”。1973年7月1日，美方派出了73岁、曾经担任驻法、驻英、驻西德大使的美国外交界元老布鲁斯，担任第一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作为对应，中方派出了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大使的黄镇，担任第一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华抵达华盛顿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24小时之内就会见了他。

　　华盛顿的外交界评论说：一般国家的驻美大使，等待两三个月而无法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的现象，在华盛顿几乎比比皆是。现在，北京派来了一位联络处的主任，不到24小时，他就坐在了美国总统的身边！

　　海军陆战队成了“大麻烦”

　　许多人不知道，中美联络处的设立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居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该以怎样的方式，重返北京。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49年之前，就担负着美国驻华使馆的保卫工作，但是，美国军人特别是美国水兵的形象，在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大多是反派角色，他们往往趾高气扬，喜欢酗酒之后驾着美国吉普狂奔，喜欢调戏甚至侮辱中国女性，甚至在马路上压伤压死了中国百姓，也可以打着口哨扬长而去。

　　但是，按照美国规定，其驻外机构一律由海军陆战队担任护卫工作。因此，中美互设联络处后，美方立即派遣了26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来北京守卫具有大使馆性质的联络处。

　　按照中美达成的协议，这些美国现役军人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并没有引起中方注意。不过，1973年7月1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举行开馆仪式时，美方决定：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必须穿正规的蓝色军装出席开馆典礼，不少人还佩带了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在当时，这自然引起了中方许多人的反感：美国水兵难道又要开着吉普车，向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压过来”么？

　　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交涉。10月，基辛格致电北京联络处的布鲁斯，探讨改进方案。美方设想了三种方案，即：让海军陆战队保持低姿态的行为，不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撤换个别陆战队员；撤出陆战队员，代之以国内其他的安全保卫人员。

　　但是，如果美国务院采取第三方案，打破美国驻外使馆的保卫方式，尼克松和基辛格势必遭到美国国内强硬派的“反弹”。当然，如果中国方面打破“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不允许外国武装部队派驻一兵一卒”的原则，则周恩来等中方高级官员也势必遭到左派势力（四人帮）的猛烈抨击。

　　就在中美双方官员为此绞尽脑汁之际，恰逢美国海军陆战队周年纪念活动。驻守北京联络处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积极筹划，准备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为此，他们决定去外面定做一个上面饰有海军陆战队标志的大蛋糕。

　　当陆战队员们要求外交公寓大楼里的一家小餐馆制作这个大蛋糕时，餐馆经理立即向北京的外交人员服务处作了报告，该处遂转告外交部，由外交部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出抗议。

　　在此情形下，布鲁斯为避免麻烦，决定取消一年一度的海军陆战队正式舞会，但他同时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周年纪念活动是世界范围内的惯例。最后，中美双方达成了变通的办法，即：允许海军陆战队员继续聚会计划，但保持低姿态，以纯粹私人社交活动的形式来进行。

　　陆战队员渴望“夜生活”

　　当年的北京，夜生活“无处可觅”，可美国的陆战队军人似乎不能没有夜生活，于是，美国海军修建营在海军陆战队员居住的外交人员公寓内，修建了一个酒吧间，甚至悄悄挂上了“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

　　之后，海军陆战队员们又开始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几杯酒下肚，年轻的军人难免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

　　此后，由于这个酒吧名声在外，来饮酒作乐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喝醉酒后发酒疯现象时有发生。

　　中国政府终于向布鲁斯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美方立即撤走海军陆战队队员。布鲁斯只得承诺：美方人员的行为，确有不端，须严加管束，但是他希望，中方不要立即驱除这些人员，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就紫禁城附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问题，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求情”，希望中方体谅美方的困难。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对外活动，不能使用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陆战队员离开联络处，不得穿军装。中方视海军陆战队员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的外交人员，他们可以在卧室或者馆内穿军装，但不能穿军装到联络处的外面去；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佩带。

　　基辛格同意了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海军陆战队员老实了一阵，他们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早操跑步。

　　尽管中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但周恩来却立刻遭到“左”派的猛烈抨击。毛泽东闻讯后，也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政治局的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但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外交部当时有人估计：如果海军陆战队再闹出“事端”，被中方抓住把柄，那么就是周恩来也不可能再为陆战队员去冒政治风险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在京担任“联络处主任”，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任期之内，美国联络处还发生过两件事，引发了双方的交涉。

　　当时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有400多人，有不少都隶属于美国情报系统，他们常驻香港，为的就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这些人还会定期以“公务”为由，从香港进入中国内陆地区，进行“实地观察”。一次，香港总领事馆又派出一人，进人中国内地，此人在北京到处瞎逛，骑着自行车竟然闯入了中国一处军事禁区，结果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

　　外交部美大司就此事向布鲁斯进行了交涉，要其严格约束部下，杜绝再发生类似事件。布鲁斯表示将对此人进行斥责，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于是公安部门将此人释放，并未直接“驱逐”。

　　另一次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普拉特驾车去长城，在定陵附近撞死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孩。经公安部门审理后，认为是美方的普拉特驾车超速引起的，由美方支付了一定赔偿费。

　　虽然普拉特认为自己是正常行使，但在中国外交部的要求下，布鲁斯还是把“不服气”的普拉特调回了美国。以上两起事件，虽然引起中方的不满和交涉，但并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麻烦在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积习难改”，不久又闹出事端。

　　1974年4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中竞有人用“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给北京的各国使馆发去一份通知，倡议成立一个垒球联合会。这份通知书自然很快又被中方“抓住”，中方再次向布鲁斯提出交涉，要求必须撤走海军陆战队员，因为陆战队员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表现为“一支有组织的外国军队”。

　　在此情况下，海军陆战队最终被中方“请走了”。

　　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也冒着遭受国内批评及他国仿效的危险，但美方更多地把此事和1974年初，中方持续发出的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不满的种种信号联系起来。为了维持“脆弱的友好关系”，美方终于打破了自己的惯例，从北京撤回了自己的海军陆战队。

　　此后，美国驻京联络处的保卫工作，改由美国外事安全官员接替，后者没有海军陆战队那样令中国人反感的派头。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又回到了紫禁城脚下的联络处。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继续担任起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内部警卫任务。

　　当然，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的外面，中国的老百姓看不到身穿蓝色军装、佩戴短枪或者匕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这，或许仍然应当感谢周恩来。（据《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杨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