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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产品”极大丰富而形成的买方市场，那些有“品位”的组织，开始刻意去消费有“品位”的人才——这就是职业背景的考核。简单而言，就是看应聘者的学历高低、是否名校、家庭出身，以及之前在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工作等。
毕竟，每个有诱惑力的岗位，都有许多人才备选，在所有相同的考核标准都轮过之后，还有挑挑拣拣的余地，于是职业背景就成为一种新的关注点。
“第一学历”的杀伤力有多大
“现在国家公职人员在选拔人才和评定职称时，只看第一学历。”李波的女朋友总是喜欢拿这个揶揄他，她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李波最不禁逗，一逗就急。
果不其然，女友话音未落，李波就大声反驳：“什么叫‘第一学历’？要说第一学历，大家都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要讲出身，大家都是文盲出身。你难道不知道有一句名言叫‘英雄不问出处’吗……”
在李波的公司，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在应聘时不断强调你毕业于某某名牌大学，那么恭喜你，你的面试over了。
这是一家公关公司，成立于2003年，目前已有员工上百人，李波是这家公司的创办者。2002年，李波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历。毕业时他已经决定留校，然而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学校却突然宣布一项新的规定，留校学生的第一学历必须是部属高校和一类重点高校，李波由于“出身贫寒”，第一学历仅为普通高校，未能符合要求。
可以说，当时这件事对李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的他，堕落而且迷惘。每次听到“第一学历”这个词，李波就有些气不打一处来。
后来，李波跟一位朋友开始合办公关公司。现在，他们的公司发展良好。
“我们公司招人，只看能力，不看学历。”李波强调。
和李波一样，小菲来自河北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1999年考上北京的一所专科学校，成为村里飞出的“金凤凰”。然而，在北京求学那几年，她发现专科学历远远不够。2002年毕业后，她准备参加人大法律专业的自考。
小菲在准备自考的同时，还找过几份兼职，她当过家教，做过问卷调查，还在麦当劳打过零工……工作之余，她一心扑在学习上。她知道，晚一年毕业，她就必须晚一年参加工作，晚一年赚钱养家糊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除了英语外，小菲的其他自考科目都顺利通过了。在其他同学纷纷半途而废时，小菲坚持了下来，第三年，小菲终于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拿到本科学历。
顺利通过自考的小菲，在找工作时却百般艰难。考公务员，要看“第一学历”；事业单位，也要看“第一学历”；招聘会上，不少招聘单位一听是自考生，连简历都不收……
后来，小菲好不容易在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工作。一年后，她跳槽了，成功受聘于一家颇有名气的外企。现在的她，身着职业套装，进入高档写字楼，俨然一名成功白领。
小菲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总是嫣然一笑：“我毕业于人大法学专业。”
后天的努力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吗
如果时光倒退5年，王玲玲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把“出身贫寒”挂在嘴边。
王玲玲现在是一家知名外企的企划部部长。她说1999年她刚到北京上大学时，是个十足的“土包子”。很多同学都会上网聊天、查资料，有的人甚至拥有自己的电脑，而她却第一次见到电脑的庐山真面目，更别说用了。刚开始上电脑基础课的时候，王玲玲因为不会打字，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巨大的差距，让她陷入深深的自卑之中。另一方面，她的内心又极度好强、敏感，有强烈的自尊心。她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是从农村来的，更不能接受自己比别人差的现实。于是，她夜以继日地练习打字，学习网络知识和具体操作。
终于有一天，同学们发现，那个昔日还是“电脑盲”的女生，居然能回答老师提出的各种奇怪问题。在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中，玲玲以96分的高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名噪一时。
她说，我们不能苛求出身，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和改变出身的不足。
然而，理解并接受这些话，对5年前的王玲玲来说，却有些困难。当时，玲玲刚刚大学毕业，初涉职场。
当时的她，全然没有现在的自信，而是一个自尊与自卑的矛盾体。一方面她希望表现自己，得到同事们的认可与赞赏；另一方面，她又有些自卑，觉得自己来自农村，与城里长大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新员工入职欢迎晚宴上，好多同事都能歌善舞，有一技之长，而玲玲却什么都不会。轮到自己表演时，玲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十几年寒窗苦读，玲玲怎么也没想到，会读书、成绩好并不算特长。好在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天赋也不算太差，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抹平与同事的差距。可那时的玲玲，最不愿意谈论的还是自己的出身、家庭，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心里想的是如何让自己更像一个“城里人”。
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出色，玲玲被提拔为科室负责人。这时的她，衣着得体，谈吐大方，谁也不会把她跟两年前那个站在台上面红耳赤、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小姑娘联系在一起。
玲玲说，现在想想，以前的她有些幼稚可笑，但正是那个时候的稚嫩，才有了现在的成熟。（据《中国青年报》黄少华/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