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1943年年初，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 《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此同时，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和英国驻华大使、印度代表，在重庆签署了 《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这两个条约在同一天公布，似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盟国的中国以自己的坚持抗战而获得的权益。

　　蒋介石对这两个条约的签署自鸣得意，不免自视是孙中山最不负使命的继承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有了这段心态的铺垫，彼时国民党中组部部长的朱家骅窥测得真切，于是在手下的几位科长（如杨西昆、袁其炯等）怂恿下，急忙着手在两个条约签字的周年之际，举行了一个所谓“献九鼎”的闹剧，以庆贺所谓中国的 “外交胜利”。

　　“九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象征国家政权的重器，所谓“九鼎之重”。此时，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意思，显然客观上也有“劝进”的味道。于是，国民党中组部组成“献九鼎”筹委会，设计和监制人则是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

　　1943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一篇铭文。据程千帆先生回忆：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献丑”，最后请来顾颉刚先生，“他大概迫于压力，答应了”。又据当时负责物色鼎铭写作者的国民党中组部普通党务处秘书陈道毅的回忆：祝词、鼎铭，原本是请专门委员杨佛士来写的，“我当时想到鼎铭应由文史名家来写，恰好那时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部里主持把《三民主义》译成蒙古文的工作，也做过朱家骅的学生，我便请他老人家作鼎铭，他慨然同意。顾先生一生不参加政治活动，是纯学者。他写了一篇高古典雅的铭文，我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用钟鼎文写出来。就是这篇鼎铭，害得顾老在解放后作了自我检查。顾颉刚先生是历史学家，当时又是参政员（从1942年至1947年连任两届），但撰写铭文却未必是行家，一如程先生所说：“实际上他不内行”，“他说一个鼎上写一句，最后一个鼎落款”。这就是如下的“九鼎”铭文：“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裁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 ”

　　“九鼎”告成，“献鼎”仪式也已商定（启鼎、贯铉、献鼎、献词）。时又恰逢国际四大国（中国“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即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之际。中国能参加，自然是颜面上非常看好，这无形中也为蒋介石提高了声誉。国民党一帮人马急忙给蒋介石“抬轿子”，决定提前进行“恭献九鼎”的仪式。

　　为了确保无误 （当时还请了中国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纪录影片），又在1944年1月10日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纪念周活动上进行了 “恭献九鼎”的预演，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一齐出席观看，朱家骅、何应钦、王东原三人主持之。就在仪式进行当中（献至第三鼎时），忽然后台休息室中的蒋介石勃然发怒，他将朱家骅叫进去大骂道：“这是无耻！”等到朱家骅等醒过神来，这才知道闯了大祸。朱家骅只好匆匆宣布献鼎仪式预演就此结束。蒋介石则怒气冲冲地跑到主席台上，大声训斥道：“今天这种行为是给我的一次侮辱！这种做法不仅是给我的侮辱，也是给党的侮辱！这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为什么蒋介石会骤然大怒呢？原来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内讧。朱家骅的政敌适时向蒋告状：顾颉刚所作的铭文中，后四句第一字合起来是“我载献宝”，那意思正好是四川人骂人的话，即“献宝”是用来讽刺那些装疯卖傻者的，“我载献宝”岂不是蒋介石变成了憨大一个？蒋介石听了之后当即大怒，一脚踢翻了一鼎（每鼎仅重十余斤），随即把朱家骅叫进来训斥。

　　其实，蒋介石变脸并不仅是针对铭文，早在沸沸扬扬的铸鼎和选美女献鼎的闹剧时，外界已经有了不少的非议，有说蒋介石是步袁世凯后尘的，也有说国民党的无耻是莫过于此的，甚至国民党中也有一些明白人以为不妥，徐永昌 （当时的国民党军委军令部长）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 ”蒋介石的侍卫长陈布雷也事先劝阻过，他以为“古人说鼎革，是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暴日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云云。此时，就是蒋介石自己也悔于当初“失察”，草率在朱家骅“献九鼎”的呈文上只批了一个“阅”字，以致难以收拾。

　　“献九鼎”的闹剧，导演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的朱家骅，文人“马有失蹄”的教训则归顾先生和马先生去受领了。后来程千帆先生读《顾颉刚年谱》，以为“他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身处污浊的政治游戏之外，却把自己的境遇与当局的“垂青”和“眷顾”联系起来，难免会发生诸如刘师培等等的悲剧。（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