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曾经是个很生动鲜活的会议。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分三次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最后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样一个纲领性文本。

　　毛泽东的开场白

　　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静候着毛泽东的到来。

　　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大家都自觉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藉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叉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吗！”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消失。毛泽东讲完之后，会议稍作休息。文人们就打趣地问毛泽东：“主席，今天可还要请我们吃一顿？”毛泽东笑着回答：“小米饭是有的。”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红烧肉、红烧鸡，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萧军头炮大走调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加之，他是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

　　之后，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丁玲、李伯钊、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投降”“缴械”成主流

　　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吴奚如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拚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厉声急色。发言的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毛泽东口头答卷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朱鸿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