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副院长郑启荣对记者说，西方媒体对中国在救灾上的正面报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政府的迅速反应和以民为本的做法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二是地震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这时候任何媒体出语伤人都要付出代价。但西方媒体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当同情、对救灾的报道热情过去之后，原来对中国的一些负面、消极的东西就再次冒了出来。

　　德国外交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卑斯克对记者说，这显示西方的同情心是多么短暂。“邪恶中共”等偏见在它们心中根深蒂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说，西方媒体工作的常态就是挑毛病、找问题，当救灾工作进入常态后，西方媒体也恢复了常态。加上一些反华势力推波助澜，这些媒体上的杂音自然“卷土重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以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类报道居多，主要是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人权等问题，但频率不高；2000年以后，报道中国经济奇迹成为主流，“中国”在西方媒体上开始高频率地出现；今年以来，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报道中国的频率更高，但说经济问题的少了，更多的是又回到批评中国政治的老路。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中学院副院长杜克雷对记者表示，中国应从以下两方面看待这些声音：一是西方媒体本质上是私企，最终目的是赚钱。二是西方和中国对很多问题的立场不一样。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日前接受德国 《西德意志日报》采访时，被问到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总是不正确，或者片面，或者同固有的形象脱不开。施密特回答说，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诠释受到美国的主导，而美国对中国则抱着双重拒绝态度：一是拒绝共产党政府，二是觉得中国不可捉摸而非常可怕。为什么可怕？“因为不认识的东西总是很可怕的”。施密特认为，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其他道路。当年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秩序也同样与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有本质的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国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国人才会有。”

　　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4日表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经常添加消极因素。我希望人们能亲自去中国，他们的眼界就会打开。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据《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