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先后三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记者，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个时期。但最使我难忘的是1991年报道“八一九”事件。

　　记者比坦克先到红场

　　1991年8月19日清晨，新华社总社从北京来长途电话告知，苏联发生政变。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社长唐修哲迅速分配了任务。5分钟后，竺承军和我各开一辆车，到莫斯科市中心观察形势。

　　我们的车没开出1公里，只见前面路边停了一列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军用卡车，领头的指挥车里坐着一位上校。

　　“上校同志，您好！到莫斯科来干吗？”“执行任务。”上校说完就扭头不再理我了。奇怪的是我的车前方再也见不到军车。一路上别说军人，连行人也很少见。红场到了，跟往常一样宁静，游人不多。我们问了几个人，都是外地来的，还没听广播，更不知“紧急状态”为何物。

　　几分钟后，我开车来到“白宫”（俄罗斯政府和议会所在地）。我的车一直开到正门，守门的民警都懒得看我一眼，一问三不知。我决定到陆军总司令部楼前采访和观察动静。很失望，门口连小轿车都不到10辆。国防部前也很平静。

　　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钟了。我来到普希金广场，这里是传统的群众集会和议政的场所。一出地下过街道口，我就遇见一个挂勋章的退伍军人。我问：“听说戈尔巴乔夫被扣起来了，您怎么看？”“早该把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拉下台了……”话音未落，身旁一个年轻人喊道：“老头儿，欢迎军政府？该揍！”我又问了三四十人，无一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广场上有人传言，军车已到克里姆林宫。我又赶到克里姆林宫旁同红场相接的练马厅广场。广场上扬声器里传出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和总理西拉耶夫的联合声明：号召人民“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

　　“轰”一声巨响从练马厅广场南端传来，人们争先恐后地涌过去。这时我才看清有几十辆装甲车被市民拦在广场南口外。那声巨响是吉普车胎“放炮”。盖住装甲车车号的复印纸被市民揭下，扔得满地都是。市民分头围住一辆辆军车，打听、争论、叫骂。一名少校跳上装甲车顶，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没有炮弹！”军车被市民围住，干脆关了发动机相对峙。

　　这时，广场上扬声器报告“白宫”吃紧，呼吁年轻人保卫“白宫”。“白宫”附近已经用街心花园的铁栏杆、长椅、水泥块、钢筋和卡车筑起了乱糟糟的路障。

　　傍晚，我在回分社的路上看到克里姆林宫旁、要道上和桥梁旁已停了不少坦克和装甲车。

　　形势风云突变

　　8月20日上午，我又驱车到市中心采访和了解动向。库图佐夫大街尽头通往“白宫”的桥头已被路障挡死。路障外是7辆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当时见到这种情形，我心里觉得很是奇怪，坦克上怎么插了白蓝红三色旗？坦克炮怎么不对向“白宫”而对着“白宫”外？坦克手和守街垒的苏联小伙子告诉我，这些坦克已投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麾下，加入了保卫“白宫”的队伍。

　　我过桥走到“白宫”。只见四周有数辆坦克、几十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战车炮口上插了鲜花。不断有外国人和小企业主给军人送香烟、冰激淋和当时还很稀少的外国啤酒。一名中年女教师从战车上跳下来告诉我：“昨晚10点钟，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俄罗斯总统一边。今晨6点，塔曼师有50辆战车倒戈。列别德少将的空降兵团也在我们这边。”当时没有军官在场。我问了几名坦克兵，他们证实了上述情况。

　　分社值班的同志认为这一情况同国内的预计相反，拿不定主意是否发。我觉得，既然这是记者现场观察到的真实情况，就应如实报回，如何发，由总社定。事后我得知，这是最早发回的有关“八一九”行动受挫的消息。

　　随后我开车到红场附近继续观察。通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和练马厅广场的路口都已封锁，红场南出口被铁栏杆和警车挡住，100米外的莫斯科河桥头，停着7辆T-80坦克，还有弹药车和油罐车各一辆。

　　高尔基大街通往练马厅广场的路口由克格勃部队的军用卡车、装甲车和军人三层防卫，士兵都板着脸背着自动枪。与克格勃不一样的是国防军军人，他们接过市民递去的叶利钦和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声明阅读，并与市民交谈。

　　我又走到高尔基大街上的莫斯科市政府前，上千人在附近冒雨探听新情况。楼里不断送出影印的波波夫发表的“反紧急状态声明”和被禁止出版的小报。

　　大街两侧楼墙上和电线杆上东一张西一张地贴着被禁报纸影印件，号召“无限期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垮台”，散布部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等传闻。

　　21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其实，此时“紧急状态”行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久，“八一九”行动流产，部队撤回驻地。（据《百年潮》盛世良/文）